督察简报
（上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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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1日（第4期）总23期 护宪维权网•冯正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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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解决问题，切忌掩盖矛盾
——谈信访工作的改进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孙怀山
允许社会矛盾得到正常显现，不要有掩盖矛盾的心理
矛盾普遍存在，西方国家有社会矛盾，社会主义中国亦然。有矛盾，就要有正常的显现形式。如果掩饰矛盾或压制矛盾的显现，只会让矛盾越积越多、越积越深，同时也易使人们产生错觉、失去警觉。
目前，我们在解决信访问题时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如以宽泛的标准统计非正常进京上访人数，以“提供盘缠”的方式接返劝返信访群众，以严密的手段稳控信访老户等，虽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存在掩饰矛盾、害怕矛盾暴露的习惯性思维。
举几个我在安徽督导信访工作时所见所闻的例子: 一名17岁少年到北京旅游，听说上访可以给自己的外公外婆办养老保险，在天安门广场打听国家信访局地址时被认定为非正常上访人员；还有的人已经买好火车票准备回家，因丢失钱包去找警察求助，也被作为非正常上访人员带离。此类事件不胜枚举，可见我们对信访群众已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同时，这里面也存在一些部门以截获“非访”人员多少来邀功请赏的问题，有些正常上访人员到国家信访局后又去天安门等地观瞻，又被列入非正常上访统计，这种统计必然造成数据失真。长此以往，不仅行政成本巨大，而且会积聚矛盾，伤害信访群众的爱国热情以及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改进信访工作，首先要正确认识社会矛盾，提高心理承受能力，让矛盾得到正常显现，让上访群众的情绪得到合理宣泄，不要草木皆兵。同时建议取消所谓非正常上访的概念，取消接返劝返制度。是正常上访，就不要拦截、不用接返；是违反条例上访或者无理取闹、缠访闹访的，就坚决依法处置，没有必要接返劝返。
着力点应当放在基层，改变目前倒金字塔式的信访力量格局
从安徽的调研情况看，目前，一方面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与信访工作的严峻形势不相适应，一些地方存在组织涣散、决策不科学、作风不扎实等问题，基层信访部门的人员编制也难以应对大量的信访问题；另一方面，国家信访局规模大、人员多、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客观上也吸引了大量信访群众来京上访，信访工作格局整体上呈现“头重脚轻”的现象，这样也容易给老百姓以“上面解决问题、下面不解决问题，中央都是‘青天’、地方都是‘昏官’”的错觉。
建议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将大量问题与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切实提升基层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特别是科学决策的能力，在发展地方经济时能够更多地关注民生、重视民意，解决好地方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与群众的眼前利益、切身利益之间的关系。同时，认真研究解决基层信访部门人员编制不足的问题，推广其他部门同志到信访部门挂职锻炼的做法。国家信访局也可以考虑成立分大区特派员公署，既方便上访群众，又可以督促地方开展工作。
解决之道在于树法治权威
依法治国方略的真正落实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法治的权威尚未真正确立，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大量存在。从安徽省情况看，涉法涉诉案件占信访总量的46%左右，皖北一些市县问题还要更加突出。同时，在处理信访问题时，不少党政干部习惯于通过批示、指示、打招呼来推动“案结事了”，而不是依法办事，通过必要程序来解决问题；一部分信访群众往往“信访不信法”，不愿意走司法渠道，导致社会矛盾调处化解机制畸形。
树立法治的权威，不仅要让老百姓知法、懂法、信法、用法，更多地依照行政规范、通过司法渠道来寻求问题的解决，而且要让党政领导牢固树立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理念，严格依法办事，尽量不使用或减少使用批示、指示、打招呼等方式解决信访问题。
要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和有效的核查机制
目前信访工作所采取的问责方式、考核方式，对促使各级党委政府更加重视信访工作、着力推动“事要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显现出一些弊端。比如，问责制度在一些地方流于形式，而免责制度尚未建立；简单划一的考核机制对地方干部造成了很大压力，并且助长了一些信访人借考核机制要挟政府的不良风气。在安徽调研期间，各市县对此反映强烈，要求改革现行问责及考核机制的呼声很高。
应建立自下而上的问责制度。比如，对到县里上访的问题，县委县政府要倒查为什么问题没有在乡镇(部门、社区)获得解决，是政策问题，还是行政不作为、作风不扎实?如果确实有困难，要明确困难是什么；如果没有困难，就要追究基层或部门责任。
要建立自上而下的核查制度。国家信访局应改变以信访量为主要指标的考核办法，建立以信访问题解决程度为主要指标的核查制度。不再通过对非正常进京上访数量的统计来考核地方政府，而是通过对国家信访局交办的重点信访案件的抽样督办、核查、回访，来考核地方党委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和程度。这样可以使地方党委政府从围追堵截上访群众中解脱出来，把信访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解决信访问题上。
原载《半月谈》2009年3月
访民担心中央信访文件难落实
安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北京大学教师孙东东有关访民的言论有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很多访民的不满。中央政府新出台三个文件，要求地方政府及时解决信访问题，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中国近日下发文件，要求领导干部定期接待访民，规定市级领导每个季度要接待群众来访一次，县级领导每个月要接待一次,而且领导要包案解决问题。这一消息是中国媒体星期二披露的。中国为什么在这时候出台这些文件? 是否跟孙东东有关99％以上上访专业户都有精神问题的言论引起访民普遍不满有关？湖北武汉的访民靳光明先生说：
“有关系，因为孙东东作为北大的，要有科学态度嘛。你根本就没有了解这些案例，你根本就没有调查就说‘99%’。那你显然就是有背景的，就是你在为谁的利益集团说话。是在测试一下公众的反应吗？要是公众没反应，那咱们有国家信访制度，一上访你就抓人家精神病，那还要国家信访局干什么？他们有时候说，越级上访就是违法，那你国家信访局还开窗口干什么呢？那就关了，就只能上基层政府去反映，但反映的就是基层政府的问题。其实，武汉市好多上访的，好多年都没有解决。孙东东说什么精神病，不是人家想老上访，是因为你老不解决，人家才拖成了老上访户。”
中国出台的文件同时要求各地组织干部下访，到基层座谈走访，督办信访案件。这不是中国第一次要求地方实行接访和下访制度。靳光明先生是武汉某学校图书馆馆长，曾因拆迁问题上访，表示去年奥运期间被关进法教班两个月。谈到地方政府接访和下访工作的效果，靳光明先生说：
“我今天也注意到这几个文件了，他们广播了。但是，我觉得会流于形式的。因为他原来也有什么公安局长接待日、下访，一到节假日广场上搞一排桌子，司法局、法院、公安局，这些都是流于形式。而且有些地方官员作为一种政绩，他觉得去表演一番一样，根本就不可能解决。地方政府在底下上访的问题都没解决，下访就会像表演一样做些形式。这些案子按照信访条例，三个月必须答复，他到现在也不给答复。那么，你要是按条例来说的话，他都应该做到，他没有做到，你拿什么来监督他？就没办法。地方政府和一些利益集团是绑在一起的。这些东西根本就是对老百姓进行演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湖北另一位独立分析人士、中国宪法研究教学网创办人王金祥先生长期关注信访问题。王金祥先生认为，中央政府出台文件，敦促地方解决信访问题，本意是好的，但在具体执行中总是有偏差：“这也是好事，说明信访工作没有做到位。积累了很多，往下转给地方，地方又不管。矛盾积累的量是很大的。”
除了要求各地做好接访和下访工作以外，中国还要求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结合信访、维稳、综治、民政、司法、工会等多种资源，积极协调化解信访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这是否意味着各地将会加剧打压访民、对访民进行截访？靳光明先生说：
“现在还没有，才开始嘛。但是，我觉得原来有什么综合治理、还有什么共青团、还有什么工会。据我所知，有一个人去找工会反映情况，照了相以后，他就觉得是他们接待了群众，把他作为一个内部宣传材料，说他们工会工作做得多好。其实，那个人到现在也没有被解决问题。底下还是在作假，好像还是不能克服这个问题。”
王金祥先生的观点是：“居委会、社区或者是一个街道能够看看上访的人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如果是这个样就好了。有意见上访，但是限制公民的自由是很麻烦的。”
最近几年，中国县以上政府机构的信访总量每年都超过1000万件。到底应该怎样化解信访引发的矛盾？靳光明先生建议说：
“我觉得中央要搞一些抽查，就是制度化，信访工作跟那些地方官员挂钩，比如说上访到国家信访办的案子就公开。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可以对社会公开。现在成了要控制上访量，它就开始截访，结果出现很多问题。在底下搞假，就把有些人搞成了神经病。奥运会的时候就设一些点，在党校里面设一些黑监狱关进去，最后出来以后它都不承认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采访报道
2009年4月15日
谁的门面？
——上海截访者把持中央信访接待室，访民控告无门还被拘留
马亚莲
2009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的意见》、《关于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意见》等三个文件，对中央和地方的信访工作提出了具体化的措施。然而无监督制度保障的文件再次成为一纸空文，早已被习惯了政府作秀、政策法规虚设的民众意料，越来越多的维权者不再因此受骗甚至激动，他们已知道非付出巨大代价，渔利入囊的政要、投机家们绝不会轻易回吐巨利，访民们正努力学会并适应以平常心来对待每一次理当令人兴奋、但结果却大失所望的空头支票与骗局。但今年“公仆”们超政策、法规创建的新举措，还是让早就身处险恶绝境、历炼多多的访民们再次跌眼、惊叹。
一、上海截访者把持中央信访接待室
就在文件下达的当月，上海政府派出的截访人员竟然摇身变为中央一些主要部门的“信访接待员”，如中纪委、建设部、甚至国家信访局来访室，在他们的把持坐镇下，凡上海访民来访，登记表全部被推出窗外，甚至直接将访民强制截押。中央部门的接待室窗口已完全被上海政府控制，并成为上海政府部门的傀儡。其它省市访民的来访，无疑也因完全不必承担责任的上海地方政府文化低、素质差的截访人员（上海市府保安）的“接待”，变得毫无意义与价值。
如果说先前国家信访局、中纪委、公安部等对地方政府在信访接待室光天化日下的暴力截访，是用装聋作哑、心照不宣的晦涩态度配合，那末，现在则已明目张胆地以权使其彻底的公开化、“合理”化，完全与法规、文件背道而驰的黑恶、腐败作派再次被推向极致。我们或许可以善意的理解成是中央部门希望以此扼断各地访民进京上访的念想、将问题直接推向地方政府，促其将矛盾排解在地方解决，所谓“谁家的孩子谁家抱”，但如此与情理法不符的举措，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使地方权力愈加扩张、民愤积压更大，并将中央政府定在违法的前锋线上，严重辱没了中央政府应有的威严、玷污了国家和共产党的形象。多年传说中央信访部门早被地方政府（尤其是上海）买通、上海政府以经济驾驭中央的情况，也以事实作出了最好的证明。
而此历朝历代都难以找到范例的现象，在二十一世纪的法制社会公然上演，最终被断送的显然绝非唯有民众的权益，稍有常识的正常人应该都能明了其中的道理。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当局的执政者们并不以为然，或者就是愚蛮到完全无知？中国社会已陷入无理性、失道德的病夫状态，民众依法维权的健康之路被完全封堵，铤而走险势必只能成为民众的唯一选择，社会矛盾的激化在“公仆”们前仆后继的折腾下极速加剧，震荡的局面愈呈明朗。
二、上海市民张英的又一次上访遭遇
2009年4月底，走投无路、尚未被截访的数百位上海访民只能游荡在北京的大小街巷，等待五一节后向中央更高权力部门控告中央信访部门的渎职与违法，访民张英即是其中的一位。
5月1日上午8时许，心情沮丧、迷茫但仍对中央怀有期待的张英和另8位上海访民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他们想通过观看广场上举办的五一歌会来释放心中的郁闷，缓解难抑的愤怒。虽然没有任何违规和上访之举，却被火眼金睛的北京警察识破访民身份，全部被送到天安门广场分局。中午11时左右，又将他们送到访民集中登记地北京马家楼、分别询问、登记。16时左右，上海驻京办将他们押进位于北京南站的永定门接济站——原隶属民政部、专供进京访民临时接济住宿地（原凭国家信访局等中央各部委信访介绍信才能住宿，有北京公安长驻），现已完全沦为专供上海政府关押访民的集中营和暴虐所。
驻京办声称买不到火车票，却不同意访民自行返回上海，只安排每天44人坐火车餐厅回上海，未排上的人只能留待下一批。因为提供访民的伙食极差、吃不饱，访民们群情激愤抗议后，才同意访民派出代表到外面自买熟食。
张英等人无奈在接济站捱到5月3日晚，才总算排到名额，5月4日中午返回上海。张英随后被押到浦东新区花木派出所，17时左右向她宣布行政拘留5天，当天被拘留的还有周雪珍。
对张英的行政拘留完全是违法的。第一、上海浦东警方无此案管辖权。本案事发地在北京，如张英真有违法行为，理应由北京警方处理，而北京警方未对张英采取过任何行政措施，当然更不存在治案处罚移交手续。第二、张英主观上没有、客观上也未实施触犯治安条例而应予处罚的行为，更勿谈造成后果。第三、处罚程序违法。未依法出示传唤证，未给张英申辩的权力，完全不理、不审查张英提出的行政复议和担保。第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张英、周雪珍同在广场、同样行为的其他人都未拘留，说明是浦东政法系统故意整治张英。第五、完全不理离婚后由张英独自抚养的年仅15周岁女儿无人监护的情况，对访民的痛恨和严厉监管措施超越真正的罪犯。……等等。
然而，在视法律为把戏、人性道德扭曲的妖孹化上海，张英即便再有理，又有何奈呢？
三、张英是数百万赴京上访民众中的普通一员
1969年出生的张英，原是上海浦东花木地区的农民，1992年结婚后户口迁入夫家。1997年地铁二号线动迁，文化低、法律盲、不识世事险恶的张英家庭被严重侵犯权益，张英和女儿未分得任何份额。但此情况直至2005年张英与其夫离婚、沦为无房户后（法院判决张英只得前夫动迁份额的二分之一，张英与女儿动迁未分到房屋。），张英为打官司到法院调取一系列证据材料才得知。为此，张英走上血泪上访路，在得到政府部门承诺解决后，却多次遭到截访者暴力殴打，并在2009年前已二次被当局报复拘留。
第一次：2007年7月17日，上海第九次党代会召开，张英怀抱一丝希望，欲到党代会会场向大会秘书处递交控告信。孰料刚走到会议召开地附近南京西路口，就被大批不明身份人员拦截，还被浦东新区花木派出所违法强制传唤，并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为名将她刑事拘留，7月23日转行政拘留七天，使她年幼13岁的女儿无人照顾、身心遭受极大的创伤、日夜哭泣、惊恐不安。
第二次：2007年8月25日，进京申诉遭上海当局多次违法暴力截访的张英，走投无路下到北京联合国驻京办事处，想咨询向联合国人权机构申诉的事宜。因看到许多外地访民正在申诉，张英没有参与，与其他15位上海访民一起到附近草地休息，被北京公安带到三里屯派出所，在得到北京警察“会关照，保证不会打的，你们放心。如果上海方面不解决，你们再来找我们”的承诺、依然强烈请求北京警方保护未果的张英等16人被交给上海驻京办。被押到北京永定门接济站五楼后，他们分别单独被未出示任何执法证件和执法依据的上海驻京办人员非法逼供、强制在笔录上签字，并遭到这十几个受过专门训练的暴徒轮番掌掴、皮带抽、拳打脚踢、冷水浇身、袜子塞嘴、双手平举蹲马步、蹲地、不许上厕所……等体罚、凌辱和群殴，张英、郑蓓蓓、唐霞珍等人因拒绝在笔录上签字，更是被从重暴打。被殴者或鼻青脸肿、面目全非、血压升高；或身上淤血紫肿、骨痛筋伤、心脏病发、晕厥……。
8月26日回到上海，张英等16人向各有关部门控告、要求开具验伤单，都被拒理；各新闻媒体也全部集体噤声，不敢接受投诉。
更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非但控告无门，反而全都被警方拘留。9月4日，花木派出所民警闯进张英家，骗她到所里去谈话，张英信以为真。但却被直接送到东明路651弄1号提审，后将她以“扰乱公共秩序”刑事拘留，七天后转治安拘留。
2008年奥运前夕，浦东新区政府和法院再次向张英承诺会解决，且大致方案也已成形，要求张英不要再去京上访，耐心等待协调、落实。与大多数访民一样，数年来精神处于高度紧绷的张英认为这次政府肯定不会再出尔反尔，配合等待，但结果又是一场空欢喜。
抛开张英尚未成年女儿无人监护、令人极度忧心的情况而言，她因上访被当局迫害的经历在上海众多访民中是屡见不鲜的，还算是较轻的，比起上海众多合法上访被判刑、劳教、刑拘的维权者，对她的拘留只是小菜一碟，是国内维权者随时都要准备体验的牢狱之灾。本文特别举其案例，来说明上海当局关押访民无所顾忌的极大随意性和频率之高。可以说，上海动用公检法镇压敏感人士和维权者的专政力度、人权状况的恶劣程度是全国之最。
而中央政府一些部门如此不检点、糟塌权力、陷害法律并一味任地方政府嚣张、狂暴下去，无疑将成为现政权的最大杀手和埋葬者。
再次疾呼全世界关注和痛斥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当局残酷迫害民运人士、维权者视而不见、甚至直接参与的违法行径，强烈要求中国当局回归理性和良知，释放高级知识分子民运人士刘晓波先生和低层弱民张英等所有被无辜关押者，宽容接纳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和善待对法治建设、进程作出贡献的依法维权者，吸取零八宪章中有益国民的谏言，真正落实人权公约、实现法治社会！
2009年5月6日
本文所涉当事人张英宅电：021－58439376 13514246275
地址：上海市芳华路371弄8号601室 邮编：201204
（本文作者马亚莲系上海市民、维权群体里的巾帼英雄，她与上海知名维权人士陈小明、许正清、郑恩宠同时荣获国际知名的“住房权利卫士奖”。她也是因官商勾结违法商迁、强拆三层楼私房，致使她无家可归，走上维权上访之路。她勇于挺身而出帮助其他访民维权，影响上海政府官员的“政绩”，所以招致打击报复，被枉法劳教二次，还常常遭到毒打、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虽然她已是个残疾人，走路要靠双拐，身上伤痕累累，但志不可夺，永不屈服，誓死捍卫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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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上海市市长韩正、全国政协上海市委主席冯国勤、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相关部门及人士。
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办公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办公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办公室、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办公室、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信访局、相关中央部门及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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