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得利益集团是阻碍中国政治改革的拦路虎
罗茜
【编者按】政治体制的惯性依赖是十分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必然会千方百计巩固既有制度，即使接受改革，也力求使变革有利于巩固和扩大他们的既有权力和利益。经济改革上下各界多少都能得利，也就容易形成共识；政治改革是利益重组，则必然要求既得利益群体出让部分权利，使其既有权力和利益受到一定的损害。所以改革一旦深入到政治领域，就很难形成共识，既得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会自觉与不自觉地抵制和阻碍政治改革，使得政治改革难以实行。而不大力推行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中国的未来前景则实在堪忧！
中国政治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整体性和深刻性。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使得政治改革难以寻找到有效的突破口，从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中国的改革本质上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不是简简单单的修修补补就可以达到目标的，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各种体制和制度，以适应时代变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改革都与其他制度密切相联，这就大大增加了改革的阻力和风险。
对于政治改革，人们一直有很高的期盼，但是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政治改革的落空，表明中共对期待政治变革和民主转型的人们来说，不仅无药可救，甚至将会更烂；同时也证明，中共是永远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相比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几乎没有任何进展，那么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阻力是什么呢？诚然，中国政治改革面临许多方面的阻力，但最大阻力是中国既得利益集团这只拦路虎。
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一般的理解是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凭借不合理的制度形成比较稳定的合法或不合法的特殊利益群体，即所说的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集团就是这些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其所谓的既得利益而结成的集团。应当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一种正常社会现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所获得的利益大小，除了取决于个人努力的程度外，还取决于甚至更主要取决于其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于是，人们因为同样的身份或同样的工作，甚至只因在某方面具有某种同样的性质而团结起来，为大家共同的利益争取更有利的社会分配政策。教育界、医疗界、政府机关如此，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如此，甚至工人和农民、本地居民和外来民工也如此，可以说，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到处是这样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
当然，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还并不是一回事，只有那些通过努力占据了在社会分配上的一种优势地位，且因此获得了在一般社会大众看来远超其对社会实际贡献的更大经济利益的集团，才可以称其为既得利益集团。
能称得上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毕竟只是利益集团中的少数，由于其凭借的是一种在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而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引起了民众反感和厌恶。不过，因为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大多都是合法存在的，有很强的话语权和干预政策的能力，其获得的既得利益或多或少会落在这个集团的每个人的头上，使其成员的生活质量有更大的改善，所以虽然其已经成为改革的障碍，但只要有机会，多数民众还是会争相加入。
在经济改革开放之初，改革是在做“加法”，每一社会群体，或者说绝大多数的社会群体，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后来，随着改革的向前推进，有的受益大，有的受益少，甚至有些社会群体为改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前，中国贫富悬殊已经非常严重，权力集中在少数部门或者少数人手中，这样，政治改革迫在眉睫，政治改革就不可能都是做“加法”了，要进行利益调整和权力再分配，必然是有“加法”、有“减法”，政治改革的难度就大了。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造就了一批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成为进一步改革的最大障碍。如果进行政治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要损害一些既得利益者或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这些人就会消极对待改革，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各种方式来阻碍政治改革。
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改革的过程就是对利益关系进行重新调整和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政治制度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必须正确认识和调整好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要使改革具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赢得广泛持久的社会支持，就要谨慎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解决好各种利益矛盾。中国原有的政治体制根深蒂固，改革涉及到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各个方面的利益，其难度之大、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只有认真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才能顺利推进政治改革的进程。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推进利益关系协调，对某些利益受损者做出合理补偿，但也要有决心消除不合理的既得利益。
除了至圣至贤和方外之人，每个人都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是人作为动物的一种本能，往往比所谓的“道德的血液”更能够左右人的行为。这种动物性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约束，必然催生诸多丑陋现象，斗争哲学盛行，乃至人人相残。既然道德的自律靠不住，就只能求助他律，而法律和法制就是人类找到的最基本也最可靠的方式方法。在法制健全的文明国家，基本上不存在“既得利益群体”，即便有，也不明显、不成规模。但在法制不健全、少数人凌驾于法律之上甚至他们自身就成了“法”的化身的地方，“既得利益群体”的出现与其说是一种偶然，不如说是一种必然。哪里“既得利益群体”茁壮成长绑架人民绑架经济绑架政治，哪里就肯定出了问题，并且还是大问题。
享有特权的人永远是极少数，否则，所谓特权便无从谈起。“先富起来”的也不可能是大多数，否则便是“共同富裕”。识别“既得利益群体”其实并不难，因为中国现如今形形色色的特权委实太多，一抓一大把。 “一小撮”既得利益者悍然对抗大部分人，甚至对抗世界潮流和人类的文明进程，疯狂攫取资源和权力。不抓紧时间改革，或许就只能坐等改变的发生。勿谓言之不预也。
“既得利益群体”已经成为问题的根源和前行的最大阻力。怎样解决这一毒瘤？很多有识之士已经从制度、法制等方方面面进行过探讨，文明社会也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我想补充的一点是：要把“既得利益群体”落实到人。大家都在说“既得利益群体”，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说了等于没说。“既得利益群体”指的是谁，只有具体到人，才能对症下药、各个击破。比如说，部分房产商是“既得利益群体”，那么我们就要搞清楚，任某是不是？潘某是不是？张某王某李某赵某是不是？再比如说，部分官员是“既得利益群体”，那么我们就要一个个审视，雷书记是不是？“房叔”是不是？“表哥”是不是？既然“既得利益群体”注定只是“一小撮”，清理一个少一个。只有真抓实干、一个一个努力去清理，才不是“空谈误国”，才能“实干兴邦”，“既得利益群体”才有彻底被消除的可能。
改革是当代中国政治关键词。中共党魁习近平也提出“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总理李克强也多次讲到，“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但改革说起来容易干起来万难。改革是兴利除弊，改革也是利益重组，须破除既有利益格局，是得罪人的事。中国改革历程艰难曲折，走到今天委实不容易。遥想30多年前的小岗村分田单干，掀起改革先声，农民当时想的其实不是改革，而是吃饭，且写了血书准备坐牢，以求一条活路。当时的中国在苏联模式的路上走到了尽头，“文革”使亿万民众苦到了极处，不改弦易辙己没有任何出路。有政客呼吁：“杀出一条血路来!”当时的改革就是摒弃苏联模式为中国另寻出路!为求稳当，甚至出现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口号。改革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破除苏式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了30多年，但政治改革延后。
政治体制的惯性依赖是十分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必然会千方百计巩固既有制度，即使接受改革，也力求变革有利于巩固和扩大他们的既有权力和利益。经济改革上下各界多少都能得利，也就容易形成共识，政治改革是利益重组，则必然要求既得利益群体出让部分权利，使其利益受到一定的损害。所以改革一旦深入到政治领域，就很难形成共识，既得利益群体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会自觉与不自觉地抵制改革，使改革难以为继。
既得利益集团肯定是垄断了多数资源，掌握了大量权力的人。但是，改革要继续深入，必然要破除既有利益格局，不进则退，不改革没有出路。怎么办?这就需要执政党要有“变局观”，既得利益群体也要有“变局观”。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不变也得变，不变革，更有“亡党亡国”之虞。这一点，前中共党魁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也哀叹得十分明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几千年专制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是集独裁制、终身制、世袭制于一体的君主专制统治。从秦汉时期到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发展并得到加强，这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在本质上是以维护王权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中国传统政治具有典型的臣民政治特征，使中国极度缺少民主意识和民主政治的传统。一旦一种制度形态转变为一种利益形态，它往往就变得根深蒂固，难以铲除。中共建国后，中国政治体制仍然逐步形成为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给培植既得利益集团打下了深厚的社会根基，改革的难度非常之大。其结果导致政治改革长期处于徘徊局面，集权体制的固有弊端——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有效清除，严重阻碍了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
百年前的清末“预备立宪”新政改革，其实就是败在既得利益群体不肯放权让利。当时改革虽取得很大成绩，但在立宪改革的关节点上，清廷囿于权贵利益，竟提出所谓“五不议”：“军机处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再腐朽落后的制度，凡涉及权贵，皆不议改革，最后愚蠢地推出个“皇族内阁”，死抱权力不放，结果是自我葬送了改革，权贵们连同清王朝一同被埋葬。
现今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已无可避免地要深入政治领域，涉及既定利益格局的改变。中共高层也有一股势力在呼吁“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在改革成败的关键时刻和关节点上，全党全国人民要树立‘变局观’”。但要想政治改革成功，执政党要有强烈求变观念，改变别人得先改变自己，以身作则才能做到求得变革。中国近代历史表明，思想观念的变革是一切变革的基础，且必然优先于社会政治变革。当前，应以解放思想来求变，观念先行以凝聚巨大的改革力量。
政治改革是时代最强音。“攻坚克难”就是要求执政党不要抱残守缺，切实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树立“变局观”，更要求既得利益群体，能自觉主动地放权让利，以减少改革的阻力，这实际上于己于国，都更为有福有利。既得利益群体如果能下大决心，主动有步骤地放权让利，跨越体制纠结，则中国的改革才有希望，改革的红利才会滚滚而来。
2013年11月27日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