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政治对话，力争和平转型》系列之八
从根本上治理“访民综合症”
——1200位中国公民致习近平的公开信
引言
2014年03月19日17:10 新华网刊出了《中央：坚决杜绝拦卡堵截正常上访人员做法》一文，文中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切实加强协调配合，健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努力形成依法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合力。”该文件有一些新思路，比如尽力引导向司法解决，对此我们表示赞赏。
但是中国社会已经罹患了严重的“访民综合症”，绝不是仅凭政府“各地区各部门”可以解决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目前的局面根本就不会发生，因为事实证明，几十年来正是包括公检法在内的“各地区各部门”的中基层政权的不作为甚至乱作为导致了目前这种局面，已经使整个中国社会不可遏止的一步步走向大崩溃。
这样，我们认为，要根治古今中外都没有而“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访民综合症”，只能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之外寻找解决办法。
一、“访民综合症”的历史由来
我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行政权力至上，司法行政不分，这样，民众因为司法问题“上访”之事古已有之。
相传，汉朝刘邦登基不久侄子调戏民女苏小娥导致一场纠纷致使皇侄死亡并使见义勇为而完全无辜者定了死罪，为此， 苏小娥手持锣鼓殿前喊冤，刘邦听到鼓声传苏小娥上殿了解情况后放了好汉， 受此启发，刘邦下令各级官署大门前设置喊冤鼓，击鼓鸣冤从此成为官吏体察民情的重要手段自汉朝到清末沿用两千多年，由此鼓励了冤民“上访”，并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访民历史。
历史文化并不能决定今天的社会生活，否则台湾就会和大陆一样充斥访民。
由于今日中国大陆继承了行政权力至上、司法行政不分的小农文化，以“信访制度”承袭了“击鼓鸣冤”的传统，这样，一方面造就了无数冤情，另一方面冤民也还多少存有“皇帝英明，贪官乱朝”的传统观念，并且对“青天大老爷”的存在抱有不切实际的奢望，以上情况积重难返之后，形成“访民综合症”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可是，今日中国的官衙已经比几千年帝制时代更专制十倍并且昏庸百倍，更重要的是，今日中国的访民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官商勾结侵吞了他们的巨额利益所致，而这种现象又遍及全国，各地政府和官员本身都是大多数上访问题的制造者。请看《浙江工人日报》电子版2012.12.13《拦轿喊冤的时代过去了》一文介绍的一个实例：“陕西失地农民就中了毒，他们‘以反映问题为名拦截行经该地的安康市第三届人大平利县代表组视察车队，不听劝阻，影响车辆正常行使长达二十余分钟’，结果齐刷刷地被处以行政拘留”。在此我们只能点到为止，实际情况往往比这还严峻惨烈很多，为强夺民财将维权者打死、碾死、烧死的事例已经不胜枚举。各地政府和官员先抢劫了民财，然后将希望讨还公道的公民大批抓去关押，在这种情况下，“访民综合症”怎么能不愈演愈烈？
二、访民的惨痛现状必将导致“访民综合症”恶性大爆发
众所周知，举国上下，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访民在含辛茹苦风餐宿露，奔走于从底层政府到中央机构的各级衙门，整个中国的访民人数已经不下几千万，并且还在以每年递增多少万的速度急剧增加，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少访民死在上访路上已经无从知晓，还有很大一部分正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给习近平的第一封公开信中，我们就提出了浙江桐庐钟亚芳（手机号15306516215）作为医疗事故受害者多年来无端遭到地方政府全方位打压迫害的典型案例，她因为女儿钟知含也被故意用放射性核素毒害得不到立案而上访，地方当局就把她抓进精神病院关押近两年，在她拼死从精神病院逃回后，地方当局又拨出巨款雇佣大量黑社会人员配合公安对她进行非法监控，不准上访，不准正常就医，把她一家四口逼入绝境。再如，湖南凤凰县彭兰岚（手机号13121138032）2002年因为阻拦当地城管和公安殴打摆摊卖玉米花的二姐彭社秀，自己被八个城管、公安暴打得遍体鳞伤，打坏膝盖骨，打断右腿，打断两根神经，因为反扭双手，致使韧带坏死，又被一脚踢飞倒栽下地，造成严重的脑震荡和劲椎变形，由此完全残废瘫痪。为此12年来她四处上访一直得不到解决，2012年8月13号在北京加入曹顺利的访民维权团队要求参加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为此多次遭到抓捕。2013年12月20日为征集访民资料关精神病院，关了一个月后于2014年1月23日送回凤凰县。今年两会前夕3月3号她想再次去北京上访又被抓回关押18天，抢走材料。又如举世皆知的冀中星在广东打工时于2005年被东莞治安员殴打致残诉讼无果，不断上访无人理睬，只好于2013年7月20日晚在北京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外引爆用鞭炮自制的爆炸装置，虽然造成本人受伤并且导致判刑，好歹让全世界知道他的冤情才由此讨回一点公道。
对于罄竹难书的访民冤情我们只能一斑窥豹，必须指出的是，大量访民的冤案一目了然，却因为贪赃枉法官官相卫，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上访始终得不到解决，致使不仅走极端的访民越来越多，而且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现实面前，大量访民开始常年走向街头并且和民主人权运动相结合，比民主人权人士更大胆的介入政治运动。
为此， 去年以来当局以“敢于亮剑”为口号，开始了对访民的大规模抓捕，特别是今年两会期间，数以千计的访民仅仅因为在“敏感时期”行走在敏感地区就被行政拘留甚至刑事拘留。比如，3 月上旬仅仅在杭州一地，仅仅是这一个关联个案中，就有陈美佳、胡慧芬、沈晴、汪自强、张贤娟、朱彩花、朱彩丽、冯国君和汪玉芬等几十名访民被非法控制。尤其是在北京街头，当局显然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战争手段，对那些平常出面比较多具有一定号召力的访民干脆采取哪怕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见到就抓捕的非法做法，予以刑事拘留的就有吉林的郭宏伟、河北的丁灵杰、湖北的余静刘修召、广西的韦碧玲、北京的刘晓芳等一大批人。在此期间，尤其使整个国际社会为之震惊的是曹顺利之死。曹顺利女士作为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精通法律，其多年来的努力，无非是为中国的访民争取人权，她所要求的，也无非是按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规定参加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和中国人权状况报告的撰写，却因此被当局一再抓捕。毫无罪错的她被捕以后，当局长期对她家人的保外就医要求置之不理，最后却在她临死之前强行“保外就医”！
面对当局不仅大量制造访民，而且以越来越残酷越来越没有道理的方式镇压仅仅以温和的方式提出合理诉求的访民，已经有大量著名学者坐不住了，比如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就指出：“老百姓的要求实际上是很低的，只要给他安稳的日子过，他就是顺民。然而，一旦让他活不下去，把他的房子拆了又无处伸冤，顺民会马上成为暴民。顺民和暴民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遥是被逼出来的，即伸冤无处。”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萧翰则说：“我注意访民多年，我实在帮不了，只想劝访民一句：你们擦干眼泪，收拾行李回家，不要再告了。你们忍不下这口气，就皈依一种宗教，然后用宗教救赎的精神去宽恕给你制造不幸的人。这条做不到，你们就干脆复仇，这种血亲复仇在任何社会制度下是允许的，是有一定正义性的！”
我们不知当局是否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越是毫无事实和法律根据就对无辜公民刑事拘留，就越只能用短期关押制造坚定地反叛人士，如此维稳当然是饮鸩止渴，也就是说，毫无道理的抓捕关押访民乃至一般的公民，虽然能换得一时的表面稳定，其实却不仅使当局失尽残存的道义基础，从而制造出无法控制的社会大动乱，而且会大量制造未来的社会领袖，制造出当局不可战胜的反对者！
说白了，今日中国社会的“访民综合症”就是现行制度体系、现行法律体系的必然结果，作为制度和法律对无辜公民先掠夺后迫害导致的“访民综合症”的恶性大爆发，最终必然会结束这种不公正的制度和法律。
三、以全面对话为理性解决访民问题开辟道路
今日中国社会的“访民综合症”是现行制度和法律的产物，也只有在后者走进历史后才能逐步治愈。
但是，这并非说我们今天就无所作为，正好相反，作为今日中国凤凰涅槃的要件之一，正是以全面对话为理性解决访民问题开辟道路的同时，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铺路搭桥。
应该指出，三十多年来/甚至六十多年来积累起来的访民问题不仅堆积如山，而且千差万别，由于大量有利于访民的资料已经被官方销毁，大量访民的利益已经被官商勾结瓜分完毕并且消化干净，因此，换任何政府都绝对不可能完全解决所有访民的问题。
虽然在在现行制度下“访民综合症”已经是不治之症，老访民的问题解决不了，新访民大量产生，但是,要全面、理性的解决访民问题，还是离不开当局。
当然，这不是说要当局继续大包大揽，而是要求当局放下身段和访民合作，和学者合作，和社会进步力量合作。也就是说，像中国今日的所有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一样，只有所有利益攸关方的普遍参与，协商合作，并且按照社会学家提出的公正合理的制度、程序设计,一步步的合理解决，才有可能把负能量逐步释放出来，避免“访民综合症”恶性大爆发带来的严重后果。
为此，我们特通过习近平先生向当局提出在当前条件下各方都可以接受、对当局也并非勉为其难的可操作性建议：
1. 国务院成立访民问题办公室。
2. 由国务院授权、拨款成立以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为主的多家民间性质的“访民现象调研”课题组，负责对访民问题进行全面、客观、深入、细致的科学考察，并且提出因应之道。
3. 鼓励那些长期援助、研究访民问题的各种社会团体提出解决访民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4. 征求有代表性的访民的意见，正视已经广泛存在于访民中的各种团体的想法和要求。
5. 最重要的是，由以上四方，即国务院访民问题办公室、社会学家和法学家组成的访民现象研究团队、民间援助、研究访民的团体以及访民自身的个人和团体，组成关于访民问题的对话会议，以期就全面解决访民问题达成基本共识。
总之，我们坚信，在商业文明时代，必须坚决摈弃那种官方可以代表一切人，可以对一切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的陈腐观念。由政府独自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办法，本身就是今日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相反，任何社会问题，只有由所有相关方面通过对话来寻求答案，才有可能标本兼治，以较小代价全面、稳妥的和平解决。
当然，我们还要强调，以上对话只应该是全面的政治对话引导出来的法治化、民主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这个方面，在此就只能点到为止了。
2014/3/24
发布人秦永敏电子名片：
住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17
街坊30门4楼7号邮编430080
手机：13986183138 15807162153
腾讯qq：1791402619 1982338435
Skype：qinyongmin98
微信：qinyongmin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