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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伟江:商人、法律人到政治人

时间:2014-05-09 22:00 作者: 来源: 本站 浏览: 我要评论 字号:

商人、法律人到政治人

斯伟江

 

【小七按语】这篇影评是老友斯伟江律师所写,他自从微博上被永久销号之后,声音就单薄了一些,但是在微信朋友圈上还是很活跃。他的故事如果大家不熟悉,百度一下就知道了。近年的许多重大敏感案件,他都有参与。

这些年,国内死磕派律师艰难抗争着,韩国这部片子或许给了律师圈很大的震撼,因为他们现在正在遭遇很多难以言说的坎坷。台湾的前总统陈水扁,也是律师出身,也是从辩护美丽岛案件开始声名鹊起。在这里,你可以读懂中国。

电影《辩护人》改编自韩国已故前总统卢武铉的亲身经历。影片以1981年韩国第五共和国全斗焕军事独裁政权执政初期的釜山为背景,讲述了平凡税务律师宋佑硕的为震惊全国的“釜读联事件”受害学生进行人权辩护的故事。
毋自悲身世,但勉力前行:商人、法律人到政治人——电影《辩护人》

英雄向来不问出处,《辩护人》里的宋律师并不是法学院出身,一开始也没有以人权律师为志向。西方第一位被称为大帝(The Great )的亚历山大大帝,虽然出身马其顿王子,但要是不靠自己的绝世武功,也无法被历史记载为大帝,秦朝的二世,就算父亲是秦始皇,其结果就是二世而亡。

宋律师的经历在中国律师界,实在是太普通了。绝大多数律师从入行,都会从商人开始,谋生是第一位的,当然,我小弟浦志强例外。因为春夏之交的那场风云,入行之前,他已经是政治人了,这行业本来只是为他提供了一个谋生的手段而已,恰恰这个行业,除了谋生,还可以谋道。因为,法律这个行业,是离不开政治的,或者说,政治是必须要控制或者影响法律的。

好的政治制度,会设计好,尽量减少这种影响,如三权分立,但人总归是人,所以要互相制衡,美国最高法院可以宣布罗斯福新政无效,但罗斯福也可以运用影响,试图让国会修宪,增加最高法院人数,也可以动员社会舆论来影响法官们的态度,最后,法官也会顺应时势。而不好的制度,就可以控制司法,把司法官员作为螺丝钉,小齿轮,上面一转,下面全转,机器隆隆,所向披靡,这机器设置中,稍微松动的部件,就是国家不发工资的律师。

有说如女人掌握了男人的胃,就等于掌握了男人,比这更靠谱的,掌握了司法官员的工资,升迁,就掌握了司法官员的心,如果再加上,不听话可以双规等手段,那几乎是如来佛和猪八戒的关系了。在电影《辩护人》中,韩国法官居然还让关键证人出庭,而没有通知检察官,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在我国法庭上,法官多会事先沟通,而且要汇报法院领导。领导可能还要汇报政法委等。法官在法庭的威严不足,因为他在法院的地位不高有关,人都不傻,你社会上地位有多高,明眼人看得清。

韩国法庭居然外媒记者也能进,说明已经比我国现阶段好多了,因为我国,不说外国记者,我们一些外国实习生要去上海法院旁听,都说要经过高院批准。我们熟悉的是外媒记者等在法院的隔离区外,架一个摄像机,拍点花絮。江西刘萍案第二次开庭,法院专门设立一个外媒接待区,离法院大门大概有几百米,外媒知道也没意思,后来没去。那个外媒区,大概只有法院的几个工作人员在顾影自怜,到了下午,他们也如小鸟一样飞走了。

但,韩国政权可以控制自己国内的媒体,却无法控制外国媒体,所以多少有些顾忌。如台湾美丽岛案件,在美国的压力下,才公开审判,要是没有公开审判和媒体,一百个美丽岛案件,都不会有美丽岛效应。如同在某国,把政治性案件,放在小法庭,留几个旁听席给家属,其他的,全部是安排旁听,有美丽岛的事件,无美丽岛的案件。

为什么宋律师会走向街头。电影里宋讲到,为了孩子不再生活在这样荒唐的时代,也是因为法律人有职责。就我理解,是因为在威权政府的法庭,就算做到宋律师那样,最后无辜的被告一样会被判刑。因为,法庭是他们的地盘,规则是他们的规则。正如小河审判之后,最高法、最高检制定了很多小河条款,就是为了限制律师的权利,方便自己强行推进庭审,只要把庭开完,剩下的,都是闭门讨论,领导想咋办就咋办。

按照组织法,审委会定的,合议庭必须执行。审委会,不听审理,不看证据,但有最终的决定权,比包公审案还不如。网络上一个从法院出来的人讲一个笑话,副院长在开审委会开会期间上厕所,回来说,我同意院长的意见,院长说,我还没说呢。

所以,在这种制度下,最牛的律师,你可以赢得法庭辩论,但你无法赢得法庭的支持。你律师可以是很好的工匠,但可惜,你的艺术在政治性案件上,是对牛弹琴。而大部分地方的大案,在地方其实就是政治性案件,律师无力回天。

回到电影,宋律师为什么会走向街头抗争,是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司法制度,其症结不在司法,也不是司法改革可以解决,其核心在政治。而韩国,是政治抗争,才导致司法独立。在台湾,蒋经国在各种压力下,1987年放开党禁报禁,但又要经过多年,台湾才有司法独立。

威权政治的领导往往是要能掌控一切,说了算,如果权力分散了,它也不成为威权了。它所依靠的,就是恐惧、控制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法律人共同体,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司法体制里面的,是政治人,被控制或者自愿服从的政治人,而你投之以法律的琼瑶,他报以政治的木瓜。最后逼迫体制外的法律人,只能走向另一个政治,就是对抗政治,反对政治。而反对政治的起点,就在街头,而不是在法庭,因为法庭太小,观众太少,而街头,看到的,参与的会更多。

当法律(法庭)制度性不公时,抵抗就成为义务。当律师的作用在法庭被阉割之后,被迫或主动走向街头,成为最后的选择。现在黑龙江X三江在拘留所里的三个前律师,我认识他们的时候,都是执业律师,因为不断办理敏感案件,后来律师证被吊销。

不是每个律师都会从商人走向法律人,正如辩护人中的很多辩护律师一样,他们只会屈从于权力的淫威,而每天逆来顺受,或主动逢迎,满足于商业上的成功。也不是每一个法律人会走向政治人,因为宋律师最后的结局,是一个甘心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因为谁都知道风险。很多法律人会选择说完该说的,这已经是不错的律师了。但其实都知道,在辩护席上,这样的辩护,最多是减轻作用,如宋律师辩护的,可以少坐几年牢,但无法洗去冤屈。制度性的大规模人权侵害和冤假错案,以及其他的不公平,靠这样的法律人,也是无可挽回的。这就是宋律师最后选择,唤醒民众的原因。林肯所说,历史的车轮在缓缓转动,让我们唤醒沉睡中的民众。

任何专制政权不会挥刀自宫的,晚清的制度自信也一直到了辛亥革命,才有实质性地改变,非制度自信,而是利益集团交叉纵横,难以撼动,他们是有权改革的人,但又是真正的改革的障碍,乱麻交错,不是一二人所希望的那样,司法改革、政治改革喊几声就能实现。韩国人民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获得政治转型的,而且,还有美国的特殊压力。

公元前233年冬天,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进兵亚细亚,一到弗尼吉亚城便马不停蹄率部径望朱庇特神庙奔去。原来该庙完好地保存着几百年前戈迪亚斯王系的一个复杂的绳结,谁能解开此结就能成为亚细亚王。但每年许多人试解此结均无功而返。亚历山大大帝拔出战剑,一剑把绳结劈成两半,难解之结就这样解开了。

这不是呼唤暴力,而是强调,利益错综复杂时,靠内力是无法解开的,一定是外力到一定程度,才可能解开。约翰梅因说,人类历史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商人、法律人、政治人的契约地位是不一样,如柳传志这样的商人,公开说,我哪怕受了冤屈也不去告状,马云说可以把支付宝送给国家。这都是无权签订平等契约的人,他们一方面富可敌国,又是行业领袖,另一方面又知道权力随时可以KO他们,主动或被动地回避,逢迎。泪花带着笑脸。坐下来签订契约,是要有政治实力的,需要气候变化的。

他们是最聪明的人,因为知道制度变革,气候变化,总有马前卒,大部分人似乎是可以搭便车的,这是最实用的哲学,问题是,政治和每一个人有关,和律师有关,和法官也有关,和征地公民也有关,和余额宝的商人也有关。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勇士,但也有人愿意为看不见的付出,为道义付出,这就是韩国宋律师的原型卢武炫会最后牺牲自由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这个国家有那么多仁人志士会前赴后继,韩国原来是儒家的文化,后来慢慢多元,基督教文化的传播,如电影中冒险作证的军医,就是基督徒。金大中总统是天主教徒。文化重要,但其他的或更重要。

复旦学者包刚升分析:“1987年韩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韩国经济的“汉江奇迹”带来了几个重要的政治社会后果:首先是阶级结构的变化,工商阶级、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开始崛起;其次是快速城市化和教育普及,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剧增;最后是更加现代化的政治文化逐渐形成,公民权利意识进一步觉醒。韩国政治转型的启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反对派持续抗争的结果。在1987年的“六月抗争”中,6月10日大概有包括学生在内的24万人举行示威游行。6月18日,示威人群的规模更是达到150万左右。从6月下旬开始,韩国的白领阶层也开始大规模地加入了示威游行的队伍。“六月抗争”的政治诉求主要就是要求总统直选。如此大规模的政治抗争,成了韩国启动政治转型的直接驱动力量。(《韩国政治转型的关头》东方早报2013年8月6日)。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比辩护人更值得敬重的,是那些为政治转型付出的当事人,而电影中,辩护人宋律师自己最后成为被告人。这让我小弟浦志强在内的很多中国律师,潸然泪下,他们洞见了自己的未来。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律师之每念死磕,自然流涕。付出未必有现时回报,而不付出,是永远等不来自由。很多人盼望改革、新政,固然是代价小,但更多的是,想(自己在内)不付出很大代价就收获转型,这跪着签订的契约,自然是继续跪着生活。

(斯伟江 2014年4月4日)

来源:智著(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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