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白皮书的要害是布设“六四”陷阱
辛子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4年6月10日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全文两万三千字，洋洋洒洒，谈香港的发展和进步，述中央对香港的关怀和支持，文表春风拂面，文底义正词严。但对一国两制的新解上包藏了极大的祸心。
关键是下面这一段话：
“全面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的含义
‘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一国’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拥有全面管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其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高度自治权的限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享有多少权力，不存在‘剩余权力’。”
这段话是宣示“中央”对“一国两制”的新定义。
这是不符合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精神的。邓小平明明白白地说：
“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
香港九七回归以后，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是中央政府承认历史形成的既成事实,不是“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
“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国家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
请注意，是“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不是“授权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和政策”。
白皮书的新定义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制国家”。请问这种“单一制”是社会主义的“单一制”，还是资本主义的“单一制”？强调“单一”就是抹杀“两制”。按照新定义，“一国”不仅全面管治“两制”，而且在授权多少上有权限制“两制”，如果不予授权，“两制”就等于零，就被取消了。这是违背基本法的。
这一新定义，不仅会搞乱香港，而且关闭了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和平统一台湾的大门。台湾如果跟你和平统一，过两年你又一个白皮书，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我授权的，现在我收回授权，对你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文到之日你将没有‘剩余权力’管治台湾。”这不是说笑，按照新定义，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这绝不是中央和习主席的意见，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混乱，挑起事端。
邓小平关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谈话，是用中英两种文本同时公布的。因此，只能以邓小平的解释为准，是不容重新解释、重下定义的。堂堂中国政府，不能失大信于天下。
九七回归以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港督是女王政府任命，香港市民没有置喙的权力。回归祖国怀抱，祖国给了他们自治权。港人治港，直选行政长官，是历史的重大进步。香港人对这一点是满意的。他们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才向全国人大陈情。全国人大应该满腔热情地倾听他们的意见。怎样把这件好事办好，落实历史的进步，需要中央和香港共同努力。
表达中央声音的白皮书，大可不必拿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派头以势压人，说那些话的弦外之音是：我给了你自治权，我还可以收回来。给了你八两就是八两，你无权想要一斤。我说“两制”就“两制”，我说“一制”就“一制”，叫你怎么选就怎么选，你没有置喙的“剩余权力”。白皮书激怒了香港同胞，惹起了香港民意的激烈反弹。
关于港人治港的问题，当年邓小平有明确的交代，这个交代是香港同胞接受和认同的：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2]
白皮书说了些画蛇添足的话，把事情搞乱了。
在当前北京与香港严重对立的情况下，特别要注意邓公这句话：“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三三制”政权，特别规定，左派只占三分之一，当选的名额超过三分之一，要让出来。要有地主、富农的代表人物参加。李鼎铭就是当地的士绅。这才是共产党人的胸怀和政策水平。直选特首问题也应本此精神解决。目前不是终极方案，以后可以从长计议，一定能够找出香港满意、中央认可的方案来。第一是香港满意，第二是中央认可。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中央要了解民心所向，在这个基础上找到群众与领导的契合点。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现在离直选特首还有三年，离邓公说的五十年不变还有三十三年。在反贪打虎风声正紧，武松骑上老虎背的形势下，急急忙忙放风修改“一国两制”的根本国策，挑起“一国”和“两制”的矛盾，把香港人的思想搞乱，激起香港的民主风潮，刺激“占领中环”运动的扩大，引发七十万港人参加全民公投，五十万人参加七一大游行，造成与北京严重对立的局面，其真实目的是要转移反贪打虎的大方向。
这是一个城府很深的政治阴谋。实际上是为习近平布设“六四”陷阱，把矛盾激化后的万人“占中”做成死结，甚至使香港瘫痪，逼军委出兵，借香港人的血肉，把习近平拉下马，为权贵贪腐集团创造逃脱清算、东山再起的机会。这一层意思，白皮书起草者不一定知道，但确定要写这个文件，并确定要在当前打虎正酣的微妙时刻把这张牌打出来的领导人心中有数。以习近平的睿智，自然洞察幽微，不会上当。
从习仲勋到习近平，对香港有特殊的认知。这是香港人必须了解的。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习仲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际开拓者。
习仲勋创造的深圳模式，实际上是“走香港人的道路”，香港引领深圳，深圳引领全国。这条道路改变了毛泽东的“走俄国人的道路”的航向，又超越了刘少奇所要坚持的新民主主义，是把目光转向了西方文明，转向了WTO，转向了世界共同市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接轨的关键一步。
我们用不着照搬西方，我们有自己的制度楷模，这就是香港。香港是世界文明的经典，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晶，是全球最为安全、富裕、繁荣的地区之一。香港对大陆的影响，犹如中世纪希腊、罗马对欧洲的影响。恩格斯说：“没有希腊和罗马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近代的欧洲。” [3] 将来书写历史，也要写上：没有香港的引领，就没有现代的中国。
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十七年来，港人自治，以廉洁的政府、良好的治安、繁荣的经济、完善的法治以及自由的新闻出版制度闻名于世。2012年香港人的年均收入相当于20万元人民币。香港政府一年的“三公消费”远远低于大陆一个贫困县的公款吃喝开支。习仲勋当年把香港的私营经济、生产方式和金融股票等经济制度引进深圳，深圳模式引领了中国的经济起飞；习近平如果借鉴香港治理经验，把廉洁的政府、良好的治安、完善的法制和高效率的文官制度移植于大陆，将大大改善中国政府的效能和执政党的形象。
邓公遗言香港回归后五十年不变应得到切实遵行。他在答复五十年后怎么办的提问时非常明确地说：
“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前五十年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4]
邓小平预期，五十年后中国将走向民主化，所以香港就不需要变了。内地将出现许多大大小小的“香港”。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第一个内地的“香港”。上海自贸区将如当年的深圳一样，引领中国第二个波次的改革开放浪潮。邓公交了这样的底，香港同胞应该安心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香港一直是大陆各省市学习借鉴的典范。希望香港同胞自珍自重，不要被权贵贪腐集团利用，不要受白皮书的挑拨，没有人能改变“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权贵贪腐集团想从搞乱香港入手搅局。请相信习近平为首的中央政府，一定会也一定能够保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不使“东方之珠”蒙尘。
2014.9.9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8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1页
[3]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7页。
来源：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