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抗暴
王军涛
今天在这里演讲这个题目，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但是我越来越觉得我好像不是对公众作这场演讲，是在继续我和一位朋友的对话，这位朋友叫郭飞雄。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维权运动中曾经出现过一批领军人物，像高智晟先生，大家都知道了，郭飞雄先生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领军人物，今天他还在监狱里，而且在所有这些入狱的维权人士中，他是最坚决，最勇敢的。今天，到底他会被判多少年刑，我们还不知道。
我今天谈的这个题目，起自与他在去年的对话。在美国的考察中，他给我讲了很多维权的故事。
二十一世纪的维权运动，对我来说是一个新课题，所以我就很希望从他那里多了解一些信息，那么我就讲到太石村，郭飞雄先生沉默了一下，问我说，“军涛，你注意到了吗？太石村跟其他底下维权运动有一个区别：那就是我们没用到暴力，国家动用了暴力，我们没有用暴力。”他说，在底下，只要抗争一起，就是家破人亡，那就是多少人断胳膊断腿，终身残废，要死人的。”
郭飞雄先生说，对于民间运动，我们面临一个最大的阻力就是，当国家滥用暴力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我们在考察美国的时候，美国人民用枪用炮去对付镇压他们的人，其实这个暴力话题，我们在回避，为什么回避呢，郭飞雄先生当时讲太石村的时候，他特意讲我们是没有暴力的。
后来郭飞雄先生回国，再次用和平的方式表达他的政见，但是，他再次被暴力投入监狱，而且在里面受了很多的酷刑。
这让我再次想到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暴力的话题。
我们这一代人，是非暴力的爱好者，是和平的爱好者，在我们读我们的民族历史的时候，最让我们感到不堪入目的，就是两千年，我们这个民族在暴力的压迫下，血流成河。
一百多年的中华民族现代史，一代一代的志士仁人，当他们高举改变中国的旗帜的时候，他们总是用暴力去对待他们的上一代，推翻他们上一代，直到到了文化大革命，把这个暴力用到了非常荒唐的一步。
所以到八十年代，当我们重新反思这个民族该怎么办的时候，非暴力，对暴力的极度厌恶成为我们一条政治原则。在这条原则下，才有了八十年代以后一波一波运动。
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们想一想，从魏京生先生到高智晟先生，从郭飞雄到刘晓波，他们都是非暴力主义的主张者，但是他们面对的都是暴力。
一九八九年，当学生和平走向街头的时候，当政府派来了坦克和二十万大军突然出现在北京街头的时候，北京的市民用和平的方式在半个小时内，把他们全部堵在了城外，这在全世界没有过。
明明是我们用和平的方式，结果遭到了暴力的镇压。
今年三月我遇到一个南非人，我们知道南非当时在争取独立的时候，他们流了很多血，一个事件就是几百人，我问他这样值吗？他说，“如果不这样我们不能表明：我们决不会在一种暴政下生活，不是我们用暴力，是对方用暴力镇压我们，凭什么要指责我们？”他说，“你们中国人也一定知道华盛顿，为什么他们不问问华盛顿，在这五年多的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在这五年中，为什么不走出丛林向英军投降？如果他要做了这一步还有今天的美国吗？”
当时我就想起来，我在美国跟郭飞雄走这段路的时候，我们都在回避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呢，今天这个问题其实不能回避。
八九年后反思，主流性的民意，对暴力的谴责，对学生的谴责，对八九运动中所谓策略问题的谴责，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我们为了回避暴力对政府一让再让，在九十年代唯一的反抗方式就是请愿，就是写信，有用吗？
其实我们今天看看，想一想，现在最大的镇压，二十一世纪最大规模的镇压就是对法轮功的镇压。一九八九年的镇压之后，当中国老百姓非常苦闷的时候，在中国政府已经不能够提供正常的医疗保障的时候，老百姓在民间通过各种方式希望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希望对这个世界的现实，哪怕用回避的方式缓解一下，通过自救的方式解决一下健康，最后结果是什么？是更大规模的镇压。
这不仅是法轮功，你到今天去看一看，只要你敢迈出政府的底线，这个政府的底线还不是什么中央政府的底线，就是地方一个小官僚小警察给你设置的底线，你遭到的就是暴力。
在九十年代后期，本来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很好的政治转型的机会，在全世界，从我们东边的东亚的台湾，南韩，跟我们文化上相近的，台湾还跟我们同文同种，一直到北边跟中国同意识形态同种的，都变了，但是中国没有变，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整个民族麻木到没有人能够提出来。
我们让步的结果是这个国家更腐败了，这个国家对暴力更滥用了。当时很多精英说，我们等一等，给中央一点时间，等经济发展好了，他们会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给了时间的结果是，所有的问题都更恶化，我们精英的保守心态，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1997年邓小平逝世，全世界国家都在进行转型的时候，中国人痛失转型的机会。
我们失去了一个机会，为什么？就是惧怕民众跟政府碰撞导致政府使用暴力。我们对于非暴力的渴望，对于对和平的渴望，已经到了别人要用暴力打你的时候，你还在想，我们有什么错误，我们有什么错误？郭飞雄有什么错误？？那么那些成群在底下，每年数万群体事件中遭到镇压的那些老百姓有什么错误？？？地没有了，生存的条件没有了，说是先发展经济，解决生存权，但是，现实是：没有政治权利，我们什么权利都没有。
不错，这些人还是我们公民中的一少部份，但是这少部份是在扩大之中的，而且中国的差距是在拉大不是在缩小，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哪怕是御用文人的分析，哪个不是说，现实触目惊心？
就是我们还在出于对和平的渴望，放弃了我们本来该反抗的权利，但是，精英不管你怎么放弃你的权利，老百姓不会放弃，所以这才有每年在急剧发展的群体性的事件。
我们都知道中国老百姓非常老实，共产党说过，只要给老百姓一点饭吃，他们决不会造反。就是这么一批老实的老百姓，当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基本的权利，而去跟地方的黑社会政府碰撞的时候，每一次都遭到残酷的镇压。
我觉着，今天的题目非常好，公民抗暴是中国社会现实，政治现实，政治制度的必然选择。
我们想选择别的，想选择和平，想选择安全，我们也怕疼，我们也怕死，我们也怕坐牢，我们怕失去自由，怕妻离子散，怕家破人亡，但是我们怕了这一切，我们做了所有让步之后，暴力还是落到了我们头上。
去问问法轮功的那些信众们，他们是一群“扫地恐伤蝼蚁命”的人，最后结果是什么？他们受到的是最残酷的对待；再去问问那些老实巴交的村民。
所以我觉着现在中国人没有办法回避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滥用暴力的国家，一个警察，一个腐败的官员都可以滥用暴力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只能抗暴，如果我们不抗暴，那么我们只能遭到更大的暴力镇压和暴力虐待，其实，说是必然选择，你也别无选择，你无路可退。
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要有勇气，二要有信念，三，我们要说，我们热爱和平，热爱法制，热爱秩序，我们热爱用协商的方式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但是，只要政府使用暴力，我们就抗暴。
如果我们不这样，我们就会失去所有的东西，政府决不会因为我们回避暴力，他就减少使用暴力，恰恰相反，正如法国人所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腐败就是援用绝对的暴力，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必须勇敢地承担起一个使命。
中国的公民，或者来自中国的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公民，或者是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就应该站起来，制止政府的暴力。
今天郭飞雄先生即便写一个检查可以走出监狱，他还是逃脱不了暴力对他的终身的折磨，他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十三亿中国人的命运，他希望什么，今天潘晴先生作的一个全国抗暴联盟，其实就是他的一个想法，他说，如果中国的公民不能把民间力量联合起来去制止政府的暴力的话，其实我们什么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
让我们都行动起来，去制止政府的暴力，都行动起来抗暴！
王军涛在九月五日澳州纽省国会大厦演讲的节选（宋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