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形势与忽悠——驳冯胜平
司马逸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独裁政权越来越暴虐，暴虐到中国历史上乃是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甚至暴虐到将那些被欺压得走投无路、被迫选择喝农药自杀表示抗议的人也抓捕判罪。（中共政权的这种暴虐大致相当于将不堪暴政欺压、绝望投海的孟姜女捞起来判刑，恐怕连秦始皇也要叹为观止，自叹弗如。）
毫无疑问，在当今中国，在公众不得不每日每时忍受暴政欺凌的大气候、大环境中，革命已经成为公众的一个越来越无法忽视或回避的行动选项。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旅美学人冯胜平在明镜网站上发表长文《革命使人堕落：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一文，令人不禁疑窦丛生。
太糊涂抑或高级黑乎
实际上，冯胜平长文的大标题就令人很迷惑，让读者拿不准作者到底是太糊涂，还是在开玩笑，高级黑，只是逗着读者玩。
例如，“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有谁在大力宣扬、或成功地宣扬没有任何制约的民主或没有法治的民主不是灾难而是理想的生存状态了吗？或者，冯先生以为“多数人暴政”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份子依然尚未听说、或听说了但还没能理解的天方夜谭吗？
假如上述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冯先生跟读者玩这种无的放矢的游戏是什么意思呢？
坦白地说，以笔者之愚见，冯先生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颇为滑稽的无的放矢，跟将近10年前中共当时的领袖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颇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以热爱祖国为荣 以危害祖国为耻 / 以服务人民为荣 以背离人民为耻 / 以崇尚科学为荣 以愚昧无知为耻…”。
问题是，在中国（或世界任何其他国家）有谁主张“以仇恨祖国为荣 以热爱祖国为耻 / 以欺压人民为荣 以服务人民为耻 / 以鄙视知识为荣 以热爱科学为耻…”了呢？提出这样的荣耻观是要说给谁听、是要劝诫什么人呢？
这样的劝诫，类似于认真地劝人“最好不要把粪便当主食”，不是高级黑就是超级糊涂。
胡锦涛能糊里糊涂地提出这样的糊里糊涂的“八荣八耻”，无疑是显示了胡锦涛及其谋士的糊涂。在他本应好好读书的年代，胡锦涛除了读《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之类的拙劣宣传品和党团学习文件之外没读过什么其他书，因此他的糊涂是情有可原的。实际上，恐怕时至今日，胡锦涛还是不太明白他的“八荣八耻”到底垃圾在哪里。
胡锦涛的糊涂情有可原。但冯先生作为旅美学人的糊涂则令人唏嘘。
“革命使人堕落”乎
以上只是讨论了冯先生长文大标题的后半部。说实话，后半部的问题相对还是小问题，因为前半部所谓的“革命使人堕落”的说法问题更大。
所谓的“问题更大”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篇幅，以便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解说、阐释、评论。但鉴于笔者现在还不能确定冯胜平先生是不是在跟读者开恶作剧的玩笑，所以笔者眼下也不敢太认真（因为笔者担心自己的认真会使自己成为笑柄）。
从这种顾虑出发，本文对冯胜平长文的评论将仅限于在明镜网站上发表的该长文的第一页——这样，即使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冯胜平的长文只是开玩笑，笔者的认真也不至于使笔者成为彻头彻尾的笑柄。
言归正传，再谈“革命使人堕落”的问题。
为了节省篇幅，笔者不妨简单问一句：不错，革命能使人堕落，但会比忍受暴政更能使人堕落吗？
无疑，革命也能使人、使社会面目一新。冯胜平先生所说的美国革命就是一例。
但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这里的关键是，冯先生标题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明显是独裁有理。这不是糊涂或者是胡说吗？
古往今来，独裁暴虐导致革命，就跟天阴下雨、娘要嫁人一样自然。换句话说，人类承受暴虐统治的忍耐力是有限的。不错，革命的破坏力巨大，后遗症巨多，甚至是难以控制。但这并不是说人类因此就会而且也应当自认倒霉，心甘情愿地当奴隶或奴才，甘心接受独裁，独裁统治就应当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种涉及基本人性的基本道理，连向来强调社会稳定的孔夫子也不避讳，反而是给予宣扬——“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要知道，据信是孔夫子所编纂的《周易》如此赞扬革命，认为革命有理，就跟四时更迭一样对人类有利而且不可避免，那可是在两千多年前。
莫非冯先生将革命的选项一棍子打死，是要宣示他比孔夫子还富有政治智慧，还更稳重、更中庸、更保守么？
不错，冯先生在文中指出：
“世上有两种革命：改变制度的革命和改朝换代的革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属于前者，中国历史上的造反属于后者，故谭嗣同有‘千年之政皆秦政’之说，毛泽东亦称‘百代皆行秦政法’。本文讨论的革命，是改朝换代的革命。用毛泽东的话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冯先生的这些话可以说每一句都大成问题。显然，冯先生的“世上有两种革命：改变制度的革命和改朝换代的革命”的说法是非常任意的，任性的，因而也是缺乏道理的——将保留君主制的革命（光荣革命）跟废除君主制（不再承认君主）的革命（美国革命）等量齐观，无疑是任意又任性的。
革命自有革命之道理
为了节省篇幅和省事，我们不妨姑且接受冯先生的说法，也认为世界上只有他所说的两种革命。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改变制度的革命和改朝换代的革命常常是合二而一、难以截然分开的。
以冯先生所欣赏的美国革命为例。
革命之前，生活在北美殖民地的欧洲移民大都是英国国王的臣民。革命之后，臣民成了公民，美国也获得独立。显然，美国革命既是改变制度，也是改朝换代——只是乔治·华盛顿拒绝接受当时众多美国人的热切拥戴趁势自己登位做国王，但这只能说明美国的改朝换代换得更彻底，革命得更彻底。
当然，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说，笔者现在也要赶紧补充一句，美国的隔壁邻居加拿大没有跟英国闹独立、行革命，最终发展得也不错。因为加拿大没有闹独立，所以至今依然有代表英国女王的总督在驻。
这种问题显然是冯先生没有考虑到的。
假如冯先生考虑到了，那么，冯先生由此而来的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美国闹独立是不对的，死了那么多的人，承受那么重大的财产损失，毫无必要；加拿大人选择不革命是对的，当初没有选择革命的加拿大如今是全世界生活质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甚至大大高于美国。
显然，这样的结论是荒谬的。
假如冯先生不肯接受笔者以上推论，那么，冯先生就必须说出一套道理来，以显示革命有时候是必要的，也是有理的，可取的。至少，美国革命是必要的，有理的。显然，这样的显示会使冯先生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假如要想避免陷入自相矛盾，冯先生就只能说：假如历史可以再选择一次，美国完全可以像加拿大一样选择不要革命。然而，冯先生假如要是这么说，无疑会跟托马斯·杰佛逊起草的美国革命宣言书《独立宣言》撞车：
“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美国在台协会网站译文）
在笔者看来，孔夫子的革命思想可以说是跟杰佛逊遥相呼应；这两位相隔两千三百年的政治家都认为，推翻暴政，追求安全和幸福，是人民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
笔者相信，作为旅美学者，冯先生大概无意宣称自己的政治智慧既超过孔夫子又超过杰弗逊吧？
自相矛盾比比皆是
坦白地说，冯先生长文中的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几乎每一句都是。
为了展示笔者的上一句话是有根有据，而不是空口无凭，我们不妨以编号评注的方式一句句地指出冯先生长文第一页中的问题。
1. “以下文字是笔者对革命的反思。反对革命者，不必对号入座；如中国已告别革命，根本没有革命的土壤，本文讨论的就是一个伪命题，不值一读。”
注：这是冯先生长文的第一句话，说得很玄乎。笔者不才，至今始终不明白“反对革命者，不必对号入座”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究竟是要说什么。
此外，“如中国已告别革命，根本没有革命的土壤，本文讨论的就是一个伪命题，不值一读”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说，中国现在很令人担忧，还没有告别革命，革命的土壤还很丰腴。
既然如此，那么，作为一个学者，冯先生接下来应当讨论或论辩的问题就应当是如何避免革命。换句话说，一个有识之士看到水坝即将崩塌，他的责任不是大声疾呼洪水有多么可怕或危险（因为这基本上等于是说废话，没有什么信息含金量，因为大家都知道洪水猛兽不是好玩的东西），而是告诫人们应当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如何赶紧加固加高堤坝，或赶紧收拾细软奔高地逃命要紧）。
2. “文章批判革命，质疑民主，政治上肯定不正确，逻辑上却未必站不住。笔者相信，政治正确是思想自由的敌人；政治上最有害的，就是追求正确”。
注：这是冯先生长文的第二句话，又是说得糊涂得惊人。众所周知，自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革命发生以来，几千年来，批判革命的人成千上万，有人甚至因此而名利双收或名垂史册（如英国政治家、政论家埃德蒙·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
另外，质疑民主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因此“暴民政治”、“多数暴政”才成为政治学中的重要概念。说句大白话，革命的弊端或`民主的弊端，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共产党国家都是政治科学基础课程的必讲内容。
跟先前的成千上万的人相比，冯先生充其量只是一个姗姗来迟者。但冯先生的口气却好似先知先觉得惊人，甚至先进到让他自己也感到担忧的程度。这确实是有点滑稽。
“笔者相信，政治正确是思想自由的敌人”，冯先生的这种信念有什么依据呢？依据是否合情合理，或合乎逻辑呢？例如，本文笔者相信，以肤色来判断人的人品或才智是错误的，这无疑是政治正确的；但笔者不才，实在想不出这种政治正确会如何妨害笔者思想自由。
说实话，看到“政治上最有害的，就是追求正确”这句话，笔者不由得哇的一声叫起来，因为笔者不禁有一种被雷倒的感觉——冯先生的意思莫非是说，一个人追求或实践种族平等、个人尊严等之类的政治正确的观念，另一人相信有色人种就是低劣、应该把被统治者当做会说话的工具之类的政治不正确的观念，两者相比，前者比后者在政治上还有害吗？
或许，冯先生是在追求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但无论如何，也得适当地照顾一下基本的事实或逻辑罢？
3. “满清专制，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建议改革；满清改革，君主立宪，孙中山组织同盟会，鼓吹革命。为什么君主立宪了反而要革命？理由是，晚了，假的！
“毛泽东无法无天，精英高呼万岁，齐唱东方红；习近平依法治国，党主立宪，精英群起反对。理由亦是：晚了，假的！
“什么是真的？取而代之是真的。只要台上的人不是我，无论昔日的君主立宪，还是今天的党主立宪，都是假的，都是旁门左道：正道必须是我主立宪！
“曾跟一位民运精英开玩笑：‘共产党权力餐桌上没你的位置，所以你的当务之急就是掀桌子，掀了之后，下一桌摆上来，说不定有你；如果没有，继续革命，接著再掀’。这就是革命的逻辑。对这种逻辑，我不欣赏，但充分理解”。
注：冯先生的这四段话问题太多，本文不拟详细认真地评说（主要还是因为笔者担心自己会因此显得太可笑），但在这里不妨略微指出冯先生无视基本事实的问题。
“毛泽东无法无天，精英高呼万岁，齐唱东方红”，笔者孤陋寡闻，但印象中好像储安平、章伯钧，章乃器等人没有参与高呼或齐唱。或许，储先生与两位章先生在冯先生眼中还不够精英？
“习近平依法治国，党主立宪”，冯先生居然连这种话也能说得出来，好像刚刚从冥王星旅行归来，不知有秦汉，无论魏晋，中共十八大更是免谈，完全不知道习近平大权独揽，抓捕律师，抓捕网民，抓捕访民，肆意践踏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声言“甭管什么阴招、损招，都给我使出来”。
说到这里，笔者又要忍不住弱弱问一句：先生，你是太糊涂呢，还是在玩高级黑逗读者玩呢？
在许多人无端被习近平当局剥夺自由、遭受羞辱甚至酷刑的时候，玩这种高级黑并不好玩（用英语说就是，not funny at all），恐怕也不道德。
冯先生关于权力的餐桌的比喻和玩笑，其实也是不适当的。至少，是比喻失当。任何一个了解中共，乃至了解其他国家共产党独裁政权的人都知道，共产党政权的问题不仅是权力的餐桌不让你上，而且也是不让你靠近，不让你看；你靠近了便要随时挨臭打，便要打折你的腿；你多看了一眼便要扣出你的眼珠子；你要敢自己找块木板自己做一个餐桌，他不但要砸烂你的桌子，而且也要砸烂你的头，连送你木料的人也一并臭打或打死。君不见，在当今中国，连向乡间贫困儿童送书之类的慈善活动也可以让人入狱么？
说到这里，不禁要再问一句：冯先生何苦要如此为习近平暴政唱赞歌或做辩护呢？莫非冯先生以为自己可以加入中共的筵席吗？
5. “中国革命，无论是毛泽东推崇的暴力革命，还是公知精英热衷的颜色革命，目的都是取而代之。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英国人与国王争斗474年，终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然而，英国人与国王斗，原则是自己活，也让国王活（查理一世除外），共享一片青天；中国人与国王斗，讲的是天无二日，人无二主，不共戴天”。
注：冯先生将冒险表达自己有关社会和国家、民族前途意见的公共知识分子跟流氓暴政独裁者毛泽东一锅煮，往好处说，这是一种怪异想象；往坏处说，这是对正直的中国人的侮辱。当然，这样的侮辱结果只能是冯先生自辱。当然，也不能排除冯先生可能为此感到光荣。
这也让人不禁要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冯先生如何给自己定位呢？是属于毛泽东那样的暴力流氓？还是属于公知？莫非他是在宣示自己认同流氓政权，或者是将自己定位于替独裁专制政权出谋划策的御用知识分子吗？
或者，冯先生要说，他既不是流氓，也不是公知，而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假如冯先生这么说，人们就要接着问一句：冯先生凭什么说其他人不是独立知识分子呢？难道对暴政提出批评就会让知识分子丧失独立人格，而只有为专制独裁做直接或间接的辩护才是独立的证明吗？
冯先生的这一段话还有一个大问题。请参看下面的评注。
6. “政治在中国是一场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规则是不择手段、你死我活。旗上的大字可以是苍生百姓，也可以是民主自由，政客内心深处的信念永远是：大丈夫当如是也！或用列宁的话说：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
注：冯先生文章当中充斥着这种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的论断或陈述，经不起半点推敲。他在上一段话中对英国的赞美和在这一段话中对中国抨击或诅咒都莫名其妙，展示出一种奇妙的逆向种族主义——一般的种族主义是贬损外族人，逆向种族主义则是贬损本族人。
冯先生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把天下从政的人（政客）都等同于杀人魔王和无赖列宁，这种做法和想法显然很成问题。
此外，一般读者当然也可以问：台湾在冯先生的眼里是否还属于广义的中国么？台湾的政治显然不是你死我活、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既然如此，那么，冯先生是否认为台湾已经进化或堕落到中国文明之外，已经陷入野蛮状态？
7. “孙中山感叹：中国政治之难，难在太多的人想当皇帝，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职业革命家的无奈和心声”。
注：孙中山的政治思想相当幼稚，甚至很成问题。这一点也不必为尊者讳。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孙中山的话不是一语中的，而是糊里糊涂，他孙中山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想当皇帝或总统的人，难道在中国人当中比例比其他民族高吗？高多少呢？冯先生可能拿出什么社会科学的凭据来吗？据笔者最近一次调查，在美国，想当总统的人至少有4321人，在英国，想当女王或国王的人也至少有456人。这些数字到底是太多还是太少呢？假如这样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不是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就是问题了呢？莫非，这又是中国特色？中国人天生就是贱，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就该接受高压统治吗？
孙中山学识有限，社会科学知识更有限，他一百多年前糊涂可以理解。作为今天的旅美学人，冯先生也努力向孙中山糊里糊涂的逆向种族主义看齐，这就不好理解了。
对民主的错误理解
笔者以上逐段评析了冯胜平先生在明镜网站上发表的该长文的第一页的导语和第一部分。为了对冯胜平先生公平，也为了对读者认真负责，另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显示笔者绝无耍花招断章取义的动机或机会，笔者顺次逐段完整地引用了冯先生的原话（只是为了文脉顺畅而提前引用了“世上有两种革命”那一段）。
从以上评析来看，冯先生的文章确实是段段甚至句句有问题。
写到这里，笔者认为还需要指出，冯先生长文的问题并不是恰好都集中到了导语和第一部分，而是问题通篇都是，比比皆是。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拿冯先生文章第六部分的第一段为例：
“丘吉尔说：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 只要懂英语，就不难理解这段措辞巧妙的文句中饱含的无奈——民主万恶，但别无选择。丘吉尔懂得：民主是时代的潮流，人民是政客的上帝。”
笔者碰巧也懂一点英语，但笔者的理解跟风先生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甚至风马牛不相及。不得不在这里说，冯先生的这一段话再度典型地显示了他对自己所说的话也是不知所云，他对英文文句、英文文献、基本的政治学知识乃至常识不甚了了，但却非常大胆，动辄作出宽泛无边的论断。
具体地说，冯先生这一段话至少显示出三个大问题：
（1）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这句广为引用的名言，在英语世界（以及非英语世界）被普遍理解为他只是道出了一个截至目前依然颠扑不破的政治学道理，这就是，民主制度能给人带来的安慰只是民主只能让人可以确保政权不至于变成最坏的政权（即民主制最坏，但其他形式的政体更坏；换句话说，跟其他所有政权形式相比，民主不能保证是最好，但能保证不是最坏）。
然而，冯先生却别出心裁，将这一名言解读为“民主万恶，但别无选择”，好像是民主与专制独裁半斤八两，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冯先生的这种话真让人不知道他究竟是太糊涂，还是在玩高级黑。
（2）另外，冯先生将毫无争议的民主体制下的政治家丘吉尔描述/形容为民意煽动者（demagogue），显然也同样是毫无道理、毫无根据的别出心裁。按照冯先生的描述，一个自然的结论必然就是，丘吉尔与希特勒没有区别。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荒谬的。但冯先生似乎习惯于这种将不同的概念一锅煮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也能毫无挂碍地将独夫民贼毛泽东跟反专制独裁的公共知识分子一锅煮。
此外，冯先生好像也不知道，早在人类最初实行民主制度的时候，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领导人伯里克利就把敢于违逆民意、坚持原则视为合格的民主政体领导人的应有操守。而丘吉尔率领英国抗击纳粹德国、胜利不久之后就被选下台，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他这个政客拒绝把选民当上帝，拒绝为了讨好选民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丘吉尔当时的一个重要主张是，要警惕并应对苏联独裁政权危害世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客或政治家都是伯里克利或丘吉尔，但冯先生视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或政客伯里克利、丘吉尔为无物，显然是成问题的。
（3）冯先生显然不知道，他所谓的丘吉尔名言其实并不是丘吉尔本人的，而是别人的，是1947年丘吉尔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言引用别人的话。丘吉尔引用那句话时的上下文是：
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have been tried, and will be tried in this world of sin and woe. No one pretends that democracy is perfect or all-wise.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尽力忠实、字斟句酌的翻译：“人类尝试了很多政体形式，而且在这个罪孽和痛苦的世界上会继续尝试。没有人假装以为民主制是完美的或无所不精的。的确，有人已经说过，民主制是最坏的政体形式，除了所有其他被尝试的政体形式之外…”）
丘吉尔所引用的话说得非常精微，它所阐述的道理也非常精微。不幸的是，冯先生似乎对这种精微还没有靠谱的理解，但他却敢于大胆曲解。
应当说，丘吉尔的话，丘吉尔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的。只要稍微搜寻一下资料，就可以找到他说的很多类似的话，很有助于理解他的精微论述。例如，早在1909年，丘吉尔就指出：
“假如我不得不用一个词来概括民主政治的近期未来，我要用的词就是‘保险’，即保障未来应对来自国外的种种危险的保险，应对来自国内而严重性一点也不差、但更贴近、更经常地威胁到我们的种种危险的保险”。
革命的形势与忽悠
当今中国，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对人民肆无忌惮地压迫欺凌，导致官民关系空前紧张，所谓的“群体事件”每年发生20万起，也导致中共当局所谓的维稳经费超过军费。
中共政权的倒行逆施，也导致革命越来越难以避免。中共权贵以及靠投靠中共而获得大量好处的商贾巨富对这种形势心知肚明，所以一直在忙不迭地向西方国家转移细软，转移家小和小三。
与此同时，为了尽可能地延长其统治，中共政权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公众进行宣传，发出威胁，进行讹诈——你觉得我的统治不好？你推翻我的统治，你更会陷入灭顶之灾。看看也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想想吧。
不用说，这是彻头彻尾的流氓强盗逻辑——暴政虽然不好，但是，暴政应当万岁万万岁，摆脱暴政不合算，甚至是罪过。
中共当局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这种忽悠是完全有道理的。但冯先生也有意无意地参与这种忽悠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笔者不能相信冯先生是中共独裁暴政的既得利益者，或是要在独裁暴政中分一杯羹。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作为旅美学者，冯先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他即使不是暴政独裁的既得利益者，也可以替中共说话，做宣传。他有这种自由，而笔者也充分尊重他的自由。
但无论如何，笔者还是倾向于认为，冯先生做学问和做人的理想，并不是要在自由世界扮演周小平、花千芳的角色。
当然，冯先生也很可能是在跟中文世界的读者玩高级黑，黑独裁政权，黑习近平，就像18世纪的英国文豪斯惠夫特一本正经地建议英国统治者鼓励英国人吃爱尔兰婴儿的肉、剥婴儿的皮做手套来解决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贫困问题一样。
假如真是这样，冯先生表面为独裁暴政辩护、实际上是黑独裁暴政的长文大有可能载入世界文学史册，跟斯惠夫特的《一个小小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并驾齐驱。
来源：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