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2016——中共“习核心”元年？

2016年中共第一件大事，是喊出了“习核心”这个政治话语，这意味着，江泽民核心已告结束，或已不被承认。

习近平要求中央政治局向中央看齐，习近平核心团队进一步要求中央与地方以习近平为核心，向习近平看齐。

当习近平真正被“拥戴”为新核心之时，他就成为中共真正的决断者，这是否意味着，习中央的政令可以出中南海了，还是意味着习的讲话可以通行全国，上行即可下效？

而这对于党国、对于中国社会是福是祸，却无从知道。

“习核心”呼之即出

近日，署名“学习大国”的一篇 《习近平密集强调“向党中央看齐”各省如何落实》文章出现在腾讯网首页，这篇文章说：最近这段时间，“向党中央看齐”成为时政新闻中的高频词。一个多月来，习近平先后四次讲话，要求“向党中央看齐”。

看齐二字，还被习近平加上了“意识”，看齐意识就是一种政治态度，不仅口头上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还要落实在行动上。

学习大国在文章里还找出了看齐意识的来源：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显然，现在许多领域许多人在习近平看来，出了偏差，但出了怎样的偏差？习近平没有具体指出来，只是宏观在用看齐意识来强调，表达自己的不满意。

可惜，人们并没有看到习本人或他的团队具体指出哪些问题属于没看齐，哪些地方政府已经看齐了中央。如果既不能量化，又不能有案例说明，只能让人一头雾水，不知其所指。

具体看不看齐，对各地要员来说似乎不是问题，学习大国在文章里重点开列各级大员、要员纷纷向习中央效忠，并承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学习大国的文章里，“一口气列举了10个省区市，他们都表态坚决向党中央看齐，”各省市领导纷纷表示自己要做政治明白人，“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特别要突出思想看齐，切实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敬终如始。”

这十个省市是：北京、天津、内蒙、辽宁、安徽、四川、湖北、山东、云南、陕西。

腾讯首页的这篇文章大谈各地要员“向习看齐”，忽略了最核心的政治关键词：”习核心”。我们只有进一步去翻看各省市第一领导人的讲话，才可以见其端倪。

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其讲话中，列举了一系列的“核心”概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是党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就要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领导核心。”

这一段描述，看起来是强调党的核心有不同层次，但实质是在强调党以习中央为核心，习中央以习为核心，向习看齐，就是忠于党。中共的党内规则与逻辑关系，一目了然于李书记的讲话中。

“增加核心意识”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也强调了增加核心意识。什么是增加核心意识，就是要强调“习核心”，不允许任何人顾左右而言它，老核心时代已告结束，新核心时代已然来临，要求各一级党政大员认清形势，紧跟习中央走。

栗战书是习的大内总管，最清楚习的焦虑，或者了解整个中央级大员的境况，在此时高规格强调看齐意识与核心意识，显然是习的政治焦虑造成。

反腐造成的重压，经济形势如此严峻，社会问题集中爆发，都需要各级要员拿出办法来解决，但整个形势处于无解状态，大员要员更多的观望，习想推行的政策，也无法落实、推进。习团队此时能给予习的安慰，可能就是一顶极品的“核心”桂冠了。

习已贵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共与国家军委主席，并身兼多个中央级小组组长，仍然感到政令不畅，感到权力难以成功运行，怎么办？

现在中共内部只有顶端的桂冠，就是“核心”，现在栗战书在新年开局，就是要迫使各地大员效忠，拥戴新核心，以强化习的威权与集权，要在各地掀起学习“习理论”的热潮，要用习的理论，武装头脑，推进具体工作。

政治效忠是一种精神安慰，并无实质意义，只是让部下口服、臣服，也只有极权治下的最高统治者会要求下属效忠。

而在宪政民主制度之下，每一个政治角色完成自己的职业任务，完全不需要下级对上级的效忠，要忠诚的，只有宪法。国家最高权力在总统手中，但受到国会制约，国家的核心价值是人权或保障人权，所谓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等，都是为人权而存在的价值。

“核心”的政治意义

1989年6月16日——“六四”事件发生后的第12天——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会见杨尚昆、万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中共新领导时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次会议邓小平完成了核心的交接，“钦定”了江泽民为第三代领导核心。

说得通俗一点，核心就是谁说了算，邓小平在世时，邓小平说了算；邓小平授予江泽民以核心地位，他自己就是太上皇。

这种核心极权制度，早在古希腊之时就有过，和平之时，以民主的方式决策，但战争状态中，一切权力均交由军事元首最后决策，因为，如果不能通过集权方式形成快速决定，就会贻误战机。

邓小平在六四之时，看到中共面对学生运动与大规模民主运动时，没有“战斗力”，所以要扶持一个核心政治人物出来，由核心来最终决定对整个党国的生杀予夺。

核心是靠他对党国的贡献，或人格魅力？或党内民主推崇？都不是。邓小平的核心地位，完全靠枪杆子，江泽民之所以能凌驾于胡锦涛十年总书记之上，还是靠他对军队的成功控制。

现在习团队之所以敢于在“江核心”还在世之时号召各地大员向“习中央”效忠，向习近平看齐，并以核心称之，证明习近平已完全掌控了“枪”，枪杆子出政权，枪杆子出核心。

与江泽民不同的是，习近平这次核心的确立，是以各地大员拥戴的方式，而不是由江泽民在某一特定场合“钦定”。其中政治意味，不言自明。

“核心”的历史回顾

我们稍加回顾这种“核心”现象，会发现背后问题严重。也即，无论有无政治核心，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毛泽东没有被称为核心，但其实他是真正的核心——“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利用自己的核心地位，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挤压、打垮了民主党派，然后又利用自己在国家近乎神圣的地位踢开党委，闹文化大革命，实现了一个人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地位。

他一个人加上中央之外的革命委员会，就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革，造成了国家动乱与罕见的人权灾难，当然他的同志与战友包括习家，也多被迫害与摧残。

邓小平的核心地位，使邓小平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击党内外任何政敌，邓的个人威望是一方面，而他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使枪指挥党成为可能，“邓核心”制造的六四灾难至今无法平反或纠错。当然，“毛伟人”的文革灾难也没有从根子上清理，文革的政治迫害方式仍然在继续作祟。

江泽民的核心时代，右手制造“三个代表”，让资本家入党，使中国进入权贵经济模式，左手严打民间信仰者，制造大规模的信仰迫害。

胡锦涛一直没有被核心化，所以“胡时代”没有大规模的动用国家机器制造人权灾难，但相比于毛、邓、江三个核心时代的大规模焦点式作恶，“胡温时代”是散点式的侵犯人权。

I

权贵经济一旦形成，必广泛地侵犯百姓人权，每年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上访、维权案件说明，各级政权普遍地侵犯百姓的经济利益，由于司法控制在各级政府手中，任何不义不公，都无法在当地得到纠正，而当人们借助上访制度与方式之时，又使中共高层面临北京稳定的焦虑，这样各级的截访或将访民进行拘捕、劳改、关进精神病院，维稳经费每年数以千亿，高过军费。

胡锦涛没有成为核心，所以他无法控制整个国家局面。他的上面有精神领袖“江核心”，下面有无数权贵，边上有听“江核心”指挥的枪杆子，所以，不是核心的中共领导人处于被挟持的状态，无所作为。

正是因为无所作为，才有腐败蔓延，才有极端的侵犯公民人权与财产权的事件海量发生。

“习核心”的三条路

毛泽东1945年提出看齐意识，那时是战时状态，邓小平1989年提出政治核心或核心意识，也是基于一种“动乱应急”，它造成的后果，都是军人政治或政治极权。

如果一个政客，前天向“邓核心”表态忠诚，昨天向“江核心”表态忠诚，今天立即向“习核心”表态忠诚，你信吗？这样的忠诚有什么意义？

忠诚只有在局势变局过程中，在自由的选择中才有价值，当习近平已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时，这种表态忠诚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别人寄附你权势之篱下，只能摧眉折腰，以求平安与利禄。

所以，核心桂冠之于习近平，也许可以为其极权造势，让中共各级大员保持与习的政治一致性，使习的威权达至极权之境。

但我们看到，无论是个人极权，还是多寡头制的分权，对中国社会的危害都是一样的。这是中共政制使然。

当然，极权或确立政治核心，可以让最高统治者更随心所欲，统治者更顺风顺心，但这种顺风顺心是建立在所有官员对核心唯唯喏喏、只有执行不敢反对的不正常的政治状态下。最高核心任何错误，都会被执行、被放大，都可以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与国家人权灾难。

当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精神核心之时，习近平或其核心团队应该意识到，谁是“习核心”的监督者与制约者？

摆在“习核心”面前是三条道路：

第一条是还权于民之道（西方模式），让全国人大具有法定的监督中共中央的权利，设立宪法法院，对中共中央违宪具有独立的调查权、监督权与否决权（弹劾权），逐步让中国过渡到宪政民主制度；

第二条道路，新加坡方式，有限开放媒体与党禁，实行强人强权之治，让中共政权长期控制在自己或自己人手中，保证自己的政策长期执行；

第三种方式，就是毛泽东的文革方式（朝鲜模式），进一步封邦锁国，不允许公民社会有任何自由度，党国一体，打压知识分子与民间信仰者、打击或拘捕维权者与申张正义的律师，一切都在党的管治之下、国家警察的监控之下，实行完全的法西斯之治。

习核心面临艰难的选择。

2016年 1月 31日

（责编：叶靖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