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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光:无法通过的“窄门” —–中共政治回顾与思考

时间:2007-10-24 00:00 作者: 来源: 本站 浏览: 我要评论 字号:

 

无法通过的“窄门”

—–中共政治回顾与思考

吴国光

   吴国光,山东人。北京大学文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曾亲自参与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中共政治改革政策的研究与制定,是中共“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部份的起草人之一。今年10月,新唐人电视台‘透视中国’制作组对他进行专题访谈。

   【主持人】“改革”一词为国人所熟悉后,要追溯自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当时的中国刚刚走出十年浩劫的阴霾,却仍被“两个凡是”的禁锢咒束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方针,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路线。由邓小平、胡耀邦主导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为中共重新凝聚了人心。踏着“文革”的废墟,满目疮痍的中国步入到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新阶段。吴国光先生把这一阶段的改革,称为中共仅有的两次政治改革之一。

   另外一次政治改革发生在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的一九八六年,当时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的冲突日益激烈,不仅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使社会矛盾加剧。为维护权力,稳定民心,政治体制改革再一次被提上了中共决策层的议事日程,并最终进入了研究与决策阶段。那是一段艰难努力,也是一次难得的尝试。作为这次政治改革政策研究与决策的参加者,在今天‘透视中国’的节目中,吴国光先生将为我们讲述那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旁白】上帝说:“你们要努力通过那座窄门”。一九八六年的秋天,北京的红叶正在飘落,中国的经济变革已经进入到了第八个年头。现行的政治体制使得经济改革在农村成功后,却在城市遇到了重重阻力。“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导致中国社会贪污腐败,“官倒”猖行;贫富悬殊,民怨沸腾。整个民族正处在一道狭窄的“门坎儿”前,这就是政治制度变革的“门坎儿”。在北方,苏联“老大哥”正在戈巴乔夫领导下实行政治开放;在南方,领导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国民党,也迈上了开放党禁、报禁的政治自由化之路;在中原,思想文化领域的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政策”,为中国社会创造了和谐活跃的气氛。时隔六年,邓小平重提被视为“禁区”的政治改革,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在北京这个遍布“禁区”、充满“秘密”的城市,开始了。。。。。。

   【记者】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呢?

   【吴国光】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没有什么政治改革,但是有两次尝试。一次尝试是一九七零年代末到一九八零年代初,胡耀邦、邓小平尝试在中共中央的高层,建立一些政治生活的规则,迫使大批的老干部退休,改变了一些毛时代的政治的做法。比如说,当时订立了“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就是说不要搞个人崇拜;党要集体领导;特别是党员的权利不能被践踏。在党内的有限的范围内,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对党员权利的保护。这是一次尝试。

   再一次尝试,就是一九八六年底到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前后。当时赵紫阳主导要在制度上削弱党的权力的尝试。可以说,这两次尝试都没有能够成“气候”。就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改革当中是缺少政治改革这一块的。

   一九七零年代末、一九八零年代的尝试,当时的经济改革还没开始进行,所谓“政治改革”主要是上层的一些规则的变化、权力的变化。它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制度的“改革”力度没有那么大。

   到了一九八六年、八七年,当时邓小平也不断地讲,经济改革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合,看来是不行的。因此在一九八六年的十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就组织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小组。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到这个小组里去了,从此与中国政治改革接上关系了。

   【旁白】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制定政治改革方案。要求在预期于一九八七年八、九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该方案,并最终将在中共“十三大”上公开提出。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五人组成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随即成立。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习称“政改办”,负责具体研究工作,由鲍彤担任主任。

   【吴国光】当时的政治改革小组,主要就是为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作准备。简单地讲,一个就是目标是什么?当然有争论。邓小平提出来说,目标就是要“提高效率”。不要扯来扯去,使经济改革很多事情做不下去,要提高效率。赵紫阳则认为要建立“民主政治”。赵紫阳当时再三说,经济改革的目标叫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当时还不用“市场”这个词。那政治改革你们也用一句话说是什么东西呢?最后大家说来说去,那就是“民主政治”。那么我觉得这对邓的设想是个突破。

   第二个就是,如何估计当时的或者是现制度下的,中国的民主是什么样子?以前有个说法叫要建设“高度”民主。这个听起来是很好,但是这个理论假设上有个问题,就是现在已经有民主了,那么下一步就是要更高度、要完善、要发展。但是我们研讨的结果是说,我们现在没有民主。那么现在不是要建设“高度”民主,现在要建设基本的民*主制度的框架,要从头开始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这是第二个突破。

   第三个就是,怎么样来实现民主?那么这就要有一系列的具体的制度和措施来配合。当时邓小平是强调“党政分开”。他强调的“党政分开”也很明确,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不要再去干涉日常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要一个事情政府说这么办,党又说那么办,闹来闹去;一个文件盖三百六十个公章,最后才解决问题。在经济事务当中让那些经理去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企业家去发挥他的作用。那么邓小平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谈“党政分开”。而赵紫阳所说的“党政分开”的根本问题,就是要把党的权力分散到不同的部门;去分散到不同的社会团体去。因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因为党的权力高度垄断,所以才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效率低;包括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包括法律不能被尊重,所以说来说去都是党的权力过分集中,老百姓没有办法参与政治。所以赵紫阳就说“党政分开”的目的是民主化。我认为是个重大的突破。赵紫阳也跟着邓小平讲“党政分开”,但是他把“党政分开”的内容和意含大大地发挥了。他集中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限制,最终是消弱共产党的权力。当然这离改造一党专制,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你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权力是无远弗届,它的权力太大了,没有给任何别的人,留有任何的生存空,所以第一步就是要先把它的权力有所限制。赵紫阳说,因为你的权力太大,你
就会腐败;没有人能够制约你,一旦你犯了错误,就会造成天大的灾难。所以第一步就是要限制你的权力,制约你的权力。然后留出足够的空间,使得别的社会团体和一般的民众能够有介入政治生活的可能。它们有它们各自的功能,这个社会才会比较健康。这样即使有一天共产党权力没有了,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还是一个有序的社会。这是他非常强调的一点。

   再一个,他强调说,当共产党的权力不是这么无远弗届,那么个人–公民,才有他自由权力发育的空间;这样的公民才有一定渠道和起码的资讯;有起码的能力;有起码的训练来参与政治,这就是赵紫阳讲的“党政分开”的最根本的着眼点。所以他不断地强调说“党政分开”的着眼点是民主化。这就和邓小平的“党政分开”和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有非常巨大的区别。

   【旁白】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后,立即进入了实质性的研讨阶段。先后成立了七个专题研讨小组,即党政分开;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权力下放与机构改革;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和改革的基本原则研讨小组。经过总体研讨、专题研究和政策决策三个阶段,研讨小组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政改措施。

   “差额选举”

   一个就是“差额选举”。中国共产党内一直是搞选举的,但是这个选举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基本上就是“等额选举”。“等额选举”就是说,有一个位置,就提出一个人来,你们就选他吧。那这怎么能叫选举呢?这就不叫选举。那么“差额选举”在一九八零年代初就提出来了,但是没有很好地实行。

   那么到了一九八六年、八七年赵紫阳就强调“差额选举”。他说,一定要给选举人有选择。我记得很清楚他专门讲一九八六年、一八七年的“学潮”。当时中国科技大学开始在合肥“闹”,然后传播到上海、杭州、北京,最后导致了胡耀邦下台。赵紫阳就说,为什么会有这“学潮”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选举制度不像话。当青年学生刚满十八岁,第一次行使选举权利的时候,发现根本我们就是没有选举。当时确实是因为合肥科技大学的学生他们要选举,发现完全都是骗人,所以学生就在选票上乱写写上“我选希特勒”;我选什么之类的,他们上街游行,发泄不满。

   所以赵紫阳就讲说,我们老说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假民主;老说我们的民主是真民主,我看人家的“假民主”搞得很真;我们的“真民主”搞得很假。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是假民主;人家的是真民主。后来就在中共“十三大”上第一次实现了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差额选举”。比如说选一百几十个中央委员,就提二百一十个候选人,就有那么十几个二十几个被“差”下去了,包括已经内定本来要做政治局委员的邓力群就落选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赵紫阳再三地建议说,在省长的选举中,要提两个省长候选人,让省人民代表大会去选择一个。那时这个就可以说,就相当有突破了。虽然这个还是省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但是开始有选择、有竞争了。当然这个没能实现,但是在副省长的层面已经实现了。那么当然到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那就更要搞这个东西了。这是一个。

   取消党的“对口部门”

   再有一个,就是要取消党的各种各样“对口部门”。过去比如说政府有个什么工业的部门,那么党就有个工业部、经济部;那么政府比如说有教育部、文化部,那么党就有宣传部;政府有个司法部,党就有政法委。赵紫阳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全都给它砍掉。那么砍掉以后,实际上就是给政府更大的权力。那么如果省长再经过民主选举,那政府的独立性就会大大增强。

   取消“政法委”

   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司法独立”,取消“政法委”。赵紫阳说,“司法独立”这个四个字一提出来,你会遇到强烈的反对的。还是不提为好。因为这里有个技巧的问题;有克服“阻力”的问题。你直接提,有时候是推不动的。他说,如果要搞“司法独立”,而不是讲“司法独立”这四个字,那么你们说一说障碍在哪里呢?我们说,障碍就是党什么都来干涉。他说,“党”是个虚的东西嘛,“党干涉”,它怎么干涉呢?通过什么干涉呢?不可能是党委书记天天去干涉判案吧。我们说,是“政法委”。

   法院的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公安部的部长、司法部的部长全都是政法委员会的委员,那么党派一个“政法委”书记到这里说,你们要这么办;你们要那么办,他天天就干这个事,当然他是天天干涉你的司法。那赵紫阳说,那你们也不要讲什么“司法独立”,就讲取消“政法委”,这不就是“党政分开”了吗。他当时是想缓和“保守派”的不满,但是其实谁都明白我们的真正用意。所以后来“六四”以后,他们批这个东西,批得很厉害。

   党政分开

   “党政分开”,后来扩展到了基层。我们知道过去任何一个部门都是党委书记是老大。因此首先是在企业里,我们实行党委书记不做老大,而是厂长做老大。后来又扩展到在大学里,党委书记不做老大,让校长做老大。最“激进”的就是提倡所谓“基层党组织属地化”。我们知道中国的任何一个单位都是有级别的。比如说我所在‘人民日报’吧。‘人民日报’座落在北京市朝阳区,那我们和朝阳区没任何关系,我们的党组织是直属中共中央的。朝阳区党组织算老几啊,不看在我们眼里。那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你既然在朝阳区,那你‘人民日报’党组织就应该归朝阳区党组织来领导。一下子党组织全被“矮化”了,它从一个“巨人”就一下缩成一个“侏儒”了,权力也就没那么大了。

   朝阳区党组织不可能领导‘人民日报’,告诉它怎么样宣传嘛。它是组织党员到一起学学文件啦;收收党费了。这一下子就把党的功能缩减成了像个联谊组织差不多了。“党组织属地化”没有来得及实现,但是在企业、在学校啊,已经开始了。如果这一条实现的话,它后续影响就太大了。

   扩大工会权力

   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赵紫阳再三讲强调要增加工会的权力。他说,厂长的权力增加了以后,如果没有工会来制约,那么厂长也可以滥用权力。以前是党委书记滥用权力,那么现在你把权力给了厂长,他可以把经营搞好;把企业的经济搞得很好,但是他可以滥用权力。这时候要靠工会来制约他,因此当时他特别强调工会的独立性。

   “工会”的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史上是一个禁区。当时一个“波兰团结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当然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你要搞什么?要搞“波兰团结工会”,那还得了。毛泽东在历史上不断地批工会,什么李立三呀;赖若愚呀;都是因为搞工会被批的。
一些人讲工会要代表工人的利益,在我们听来这天经地义的。工会你不代表工人利益,那搞工会干什么呢?但是在传统的共产党理论,工会是党和工人的“输送带”。它是把工人输送到党的组织里去,让党作为一个“动力机器”来带动工会。

   共产党是代表工人利益的,这是共产党的立党的最根本的一条,所以工会不能代表工人的利益。那赵紫阳讲,工会不能代表工人利益,那要工会干什么呢?所以工会就要代表工人的利益。他也不能讲说共产党不能代表工人利益,他就说,你共产党代表工人利益,是代表根本的利益、长远的利益。但是每个不同的工人,他有具体的利益,你一个一个怎么代表。你要通过工会去了解;让工会替他们讲话;然后你才知道他们的要求,否则,你怎么代表工人利益。不光工会,还有妇联、学生会等等,都会按照这个逻辑发展起来。

   取消“党管干部”

   当然还有很多了,比如说“党管干部”,这也是很重要的。以前不管是什么干部,你是法院的干部;你是人大的干部;你是报纸的干部;你是企业的干部;当然更不用说你是政府的干部,决定权力都在党的组织部门。并不是说我是法院的一个法官,因此就由法院来任命我。不是的。而是由党的组织部门来任命,然后法院只是点头说:Yes,就是他。所以“党管干部”是中国共产党不能更改的一条原则。

   那赵紫阳说,干部和干部不一样。你党管你党的干部,这个没问题。那其他的干部,人家自己管。法院管法院的干部;政府管政府的干部。所以政府要搞公务员,“六四”以后共产党跳脚了,这可不得了。这党的权力一下子没了多少啊。过去只要你是个官都是归共产党管,那如果“党管干部”这条原则一旦被取消掉,那就是说你就管你的党委书记,其他的人你就管不着了。改革措施很多我就不去一一地详细介绍了。

   【旁白】政治改革方案的设计和决策在紧张地进行着,民众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九日中国科技大学四千多名学生走上合肥街头,喊出了“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的口号。学潮迅速蔓延至上海、杭州、南京、武汉、北京等城市。这是一次难得的民主政治的实践,也是对中共政治改革决心的考验。然而这年的冬天格外的寒冷,新年前的天安门广场更是一片冰封,那是为防止北京学生到此集会,而故意泼水所致。随着邓小平对学潮的强硬表态和胡耀邦的被迫辞职,一场来势凶猛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席卷了全国,并直接影响到了政治改革的进程。中共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有关政治改革的争论,也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记者】那面对你们提出来的这么多的改革措施,争论是相当激烈的吧?

   【吴国光】对。争论很激烈,主要有两个方
面。一个方面,当然是来自既得利益的这个阶层。当你要削弱党的权力的时候,那么多人都是吃党的饭的,当然他们的利益就受到损害。比如说“党政分开”,这四个字还是邓小平讲的。我还记得我们的政治改革方案写好后,中央也都已经通过了,那么就请不同方面的干部来,听取他们的意见。当时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是一个维吾尔族人,好像叫什么尼拉冬.克穆兹,我记得不太清楚他的名字了。他到北京来跟我们座谈时说,“党政分开”这个东西不行,搞不通。有个人对他说,这是小平同志讲的。他说,谁讲的都不行。很厉害的。他说,至少在新疆,这个是搞不通的。削弱党的权力,这不行。即便是对邓小平,他如果说的话会使整个党组织的利益受到损害,他照样提出不同意见,你能怎么样他。

   所谓以“保守”著称的彭真就说,你们提“党政分开”,这个难度很大,但他是支持的。他说,政治改革你们提了这么多,能不能做成我觉得很难。但是这个“党政分开”谁要能做成了,我给他作揖。可以相像内部的压力是非常的大。

   包括我们提的“扩展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邓小平看了方案后,他就有意见。邓小平的意见提得很有意思,邓小平说:整个方案看了,我没有意见,很好。就是有一点意见,也说不上是什么意见。就是你们也没有说搞“三权分立”,(邓小平非常忌讳“三权分立”)但是是不是也搞了一点“三权分立”。然后他就讲,不要迁就民主化的思潮,要用法制控制社会。他讲的“法制”就不是说老百姓的权利,独立司法,而是要加强控制。

   老邓的话一传下来,我们很紧张。他非说我们搞“三权分立”,搞了“三权分立”就等于是说,人民代表大会权力加强了;党委什么权力都削弱了。“迁就民主化的思潮”,这都是很严厉的批评。于是我们就要“磨”了,有些措施就拿掉了。这个过程很反覆的。其实这整个党的机器、原有的政治制度,都觉得说,把我的利益拿走了。他们都有很大的反弹。

   再有一个就是,改革也得不到来自一般大众的支持。人们认为什么“党政分开”呀,不就是说书记和厂长排排座嘛。他们认为这是无关重要的东西。这一方面的批评主要是来自基层。因为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人,也不了解中国政治体制,你只知道哪天党委书记来找你麻烦,但你也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途径;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力;怎样才能削减他的权力,大家不知道的。那时候我已经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好几年了,在我没有进入这个政治体制研讨班子以前;没有去研究这些材料以前,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样进行的。包括一九八九年的这个民主运动失败,也有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不了解这个政治制度是怎么运作的。

   制度改革就像一个机器,你要么有个新机器去代替旧机器;要么你就把旧机器调整调整。这里调整一下,那里调整一下,这个机器就化身变了另外一架机器了。但是一般的知识份子没有操作的概念。他说,你拧螺丝钉干什么,我们现在讲的是要民主,他不懂这个运作的细节。这不是技术观点,这是在做实事。但是一般的知识份子不理解这个东西,大众当然也很难理解。当你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支持的情况下,那你所面对的压力就是非常大的。

   【记者】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这个它有点脱离了基层百姓的需求?

   【吴国光】我倒不认为脱离了。老百姓在政治上很被动的集团。我想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媒体上是不能公开讨论政治改革。即使是共产党的中央的当时的领导人,像赵紫阳这样,他想做的事情,他也不可能让媒体去讨论。这个制度本身不能容许他集合低层民众的力量。赵紫阳也希望藉助民众的力量,一起来克服共产党党内官僚的抵抗,但是这个体制就决定了他做的这些事情中国的老百姓不知道;甚至很多的干部也不知道。因为这个体制本身非常封闭,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们看到苏联戈巴契夫要搞改革,他就搞“公开信”,然后让大家来讨论。当时苏联的改革,确实对中国是个鼓舞。苏联提出了“公开化”;赵紫阳说,我们要提四个字“政治开放”。“政治开放”这四个字是非常有力量的。那可以意味着开放“报禁”;可以意味着开放“党禁”。
当时大家担心“保守派”马上就要反扑,那就可能使得其他能做的事也做不成了。因此经过反覆研究,最后“政治开放”这四个字没有提出。但是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他提了这么两句话,一句话就是“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另一句话就是“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他坚持将这两句话写进中共“十三大”报告。我觉得这个也和戈巴契夫讲的“公开化”是异曲同工的。

   【旁白】在经历了学潮的冲击;胡耀邦被废黜的震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停滞,以及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反覆较量,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负责起草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终于完成。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召开,赵紫阳在会上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的第五部份,集中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

   【主持人】中共“十三大”后,虽然‘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被接受,但是,政治改革的形势并不乐观。一方面,政治改革本身作为权利的调整和再分配,引起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另一方面,在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利益的再分配,既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也激化了固有的社会矛盾。因此“十三大”所确定的政治改革措施的实施和推进的速度非常缓慢,难以满足人民对民主的渴求。紧接着一九八八年邓小平“价格闯关”政策的失败,致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旁白】一九八九年四月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爆发,并很快蔓延至全国。六月四日中共开枪镇压,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六四”血案。政治改革的声音;民主化的声音;在枪声中消失。至此这场“自上而下”、持续了两年零九个月的政治改革尝试“流产”了。政治体制改革再一次成为中共,无法通过的“窄门”。

   【记者】您在‘赵紫阳与中国政治改革’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政治改革是中国的“窄门”?

   【吴国光】我是借用《圣经》上的一句话了。《圣经》上说:“你们要通过那道窄门”。用中国的语言来讲,就是是道“关卡”。那么中国要往前走,就是一定要过政治改革这道“坎儿”;一定要过民主政治建设这道“坎儿”。不过这道“坎儿”的话,所有的进步都会有付出超乎寻常的代价;也会带来一系列的严重的问题。因为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将来是不能支撑中国的财富。

   唐朝时的中国,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世界各国相比,比现在高很多;明朝时的中国,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世界各国相比,也比现在高多了。那它们怎么样呢?那个王朝回圈(改朝换代?),中国马上就又退回到几百年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了。这就是因为它的政治制度不足以支撑这个财富。财富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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