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泉：感谢奥运火炬，中共当局终于知道自己的形象不好了

   有消息说，中国政府希望找一家公关公司，协助在北京奥运开幕前修复中国的形象。

   看到这个消息后我很开心，因为中共当局终于知道自己的形象不好了。另外一个让我高兴的是，我在1996年提出的要建立“社会冲突中政府公关的安全阀机制”的设想，终于在长达12年后的2008年，被中共当局意识到了。

   1996年9月，我在《公关世界》（1996年09期）上发表论文《论社会冲突中政府公关的安全阀机制》，认为“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激化，有的矛盾已形成冲突，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社会冲突的成因分析和对策研究。”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个概念“群体不满意识”，即社会冲突起因于一种认为“现存系统不公正”的“群体不满意识”，并给出了对策。

   很可惜，12年来中共当局对我的这一“社会冲突中政府公关的安全阀机制”的设计置若罔闻。如果中共当局在1996年采纳我的这一设计的话，我想，中共当局不会在今日遭遇如此的败局。

   时值今日，中共找一家或几家公关公司，能否“在北京奥运开幕前修复中国的形象”呢？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的是，中国的形象并不需要修复，要修复的是中共的形象。中共和中国是两个概念。这点连外国朋友都知道，我举两个外国朋友的爱中国而不爱中共的例子：

   一是4月7日奥运火炬在法国巴黎传递遭遇世界人权组织的大规模抵制，一个可爱的法国青年打出的汉字标语是“爱中国、爱自由”。另一个例子是4月5日的美国旧金山人权集会上，1968年奥运会200米短跑铜牌获得者约翰•卡洛思（John Carlos）说：“中国人民是高贵的，有权利、有资格承办2008年奥运会；而中共政府没有资格。”

   但是中共却一直在中共和中国的问题上忽悠中国人民。其实，任何执政党执政，中国都是中国，中国的存在不以任何执政党的存在与否为转移。
懂得这个道理以后，中共要想修复形象，还要知道中共现在到底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

   调查显示，中共目前的形象是：1、独裁；2、腐败；3、冷酷；4、暴力；5、弱智。

   当然中共也许不答应，不过中共从来不说自己不答应，而总是喜欢说是“人民不答应”。好，那么，搞一个公投，看看，人民心目中的中共是不是这五大形象呢。看看到底人民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那么政府应该是个什么形象呢？首先，各级政府首脑必须是人民依法选举的结果，向人民负责。各级政府其他官员由政府首脑聘用，向政府首脑负责。其次，政府的工作原则是一切为了公众利益。其具体指标是：1、以满足公众的需求为出发点；2、真诚地、全心全意地对待公众，对公众负责；3、从公众的立场考虑问题；4、接受人民的监督、质询和弹劾。

   归纳如下，政府的形象应该是：1、民主；2、清廉；3、热情；4、温和；5、智慧。

   其实，所有的政府只有两种形象，第一是独裁，第二是民主。

   独裁的政府，必然带来腐败、冷酷、暴力、弱智的形象；而民主的政府必然导向清廉、热情、温和、智慧。

   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说至今为人景仰，此林肯在演讲中提出的政府执政原则已成当代政府的理想典范。这个原则其实蕴涵了一个重要的公关话题，那就是政府与民众之间该保持怎么样的关系？答案已经很明确，即林肯先生提出的“政府应该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那么，政府如何改善政府形象、处理危机事件，赢得公众信任呢？这就需要政府公关。  那么，什么叫“政府公关”呢？

   政府公关是一种特殊的政府行政功能：

   1、它的任务是建立和维持一个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相互沟通、理解、接受和合作；

   2、负责解决和处理各种公众问题；

   3、对公众舆论不断了解和及时做出反应；

   4、强调和认定以公众利益为核心的政府行政责任；

   5、使政府行政活动与有效利用各种变化保持一致；

   6、确立政府危机的早期预警系统，以利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但是政府公关发生作用必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民主”。
而民主政府，则需要有另外两个重要的条件，即开放“报禁”和“党禁”。

   开放“报禁”，就是让人民有权力自办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播发事实真相。“公共关系之父”艾维•李于1906年的《原则宣言》中鲜明地提出，“讲真话”是现代公共关系的基本原则。
开放“党禁”，就是让人民根据各自的不同政治见解组建政党，参与竞选，获得执政地位，在任期内施展政治抱负。

   就目前中共的实际执政状况看，必须走先开放“报禁”和“党禁”的这一民主必经之路，才能最终实现民主。

   实现民主，这需要时间，我和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同人对此都能理解，但是，必须立即开放“报禁”和“党禁”。没有这两个条件，政府公关根本是无法实行的。

   不开放“报禁”，就不能“说真话”；不开放“党禁”，就没有“说真话的人”。

   执政者不说真话，同时又没有“说真话”的在野党，那么所谓的公共关系不是“公共忽悠”是什么呢？

   20世纪的“公共忽悠”能忽悠到人民，21世纪的人民能这么简单地被忽悠到吗？

   也许中共当局会很生气我说他们在“忽悠人民”。好，我不说你们“忽悠”，我现在要你们兑现你们以前对人民的承诺：

   请中共当局仔细看好：

   中共《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社论：“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中共《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报导，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的提问时说：“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周恩来说：“实行宪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