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一谘：中国改革三十年祭— 兼论毛泽东“四个创造”

   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改革已经历30年。中国经济上的高速增长令世人瞩目，而政治上却没什么进步，人权无保障，言论不自由，新闻不自由，司法不独立，权力无监督，强势群体肆意妄为，弱势群体受尽欺侮，等等。这究竟是为什么？很值得深入探究。不少人对中国改革发表了各种看法：部分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另辟蹊径，将造就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盛世模式”；多数论者则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有进展，但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套则前途未卜；还有论者认为，中国发展出的“权贵垄断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主流格格不入。毫无疑问，中国30年来的改革，与改革前30年毛泽东时代的残民以逞相比，确实不可同日而语。但只要不抱持盲目自大的心态，任何一个对国家前途关心的炎黄子孙，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确实经历了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数仁人志士为之献身的理想 ——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 ——距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是近在咫尺？还是遥不可期？也许，不少人会被“爱国热情”所左右，盲目地认为是前者，而笔者对此却难以乐观。 

   许多朋友希望我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作为一个深爱自己国家的知识人，虽经九死一生历受磨难，但对国家的点滴进步都内心庆幸，对当前的种种弊端则痛心疾首。本人有幸参与1978年至1989年中国的农村改革、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研究与推动，并先后担任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组长、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理事、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秘书长和中国政治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回想“四人帮”垮台后，人们曾热切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新局面，以后的改革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而本人则因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反对李鹏将“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争自由”的学生和民众当作敌人镇压而被迫流亡海外。近20年来虽远离故土，但本人始终秉持积极促进中国社会全面的建设性进步、积极促进中国制度变革的平稳转型、积极促进台海两岸良性和平互动的精神行事。近十年则因疾病缠身，很少动笔。此次勉为冯妇，乃抛砖引玉，希望带来更多讨论，以促进中国进步。 

   历史的发展趋势，经过30年改革的中国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势？本文将从当代世界两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出发，讨论构建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条件；再从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讨论毛泽东的“四个创造”和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之相互关系；最后分析中国30年改革中两个阶段的区别。 

   一、两个基本历史事实和现代化国家的五个基础构件  

   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过程中，政治形态也经历了从君权政治到精英政治再到民主政治的过程。精英政治可以走向独裁，也可以走向民主。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解放佃奴到工业革命，20世纪20年代全球出现了23个民主国家，50年代达到60个， 90年代达到109个，目前已有120多个。这些国家都奠定了长治久安的现代化基础。人类近现代的发展史给我们昭示了以下的基本历史事实。 

   1、两个基本历史事实 

   第一个基本历史事实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主义构建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现代化国家。 

   俄罗斯的研究者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封建”、“野蛮”、“超法西斯主义”的，是对“工业革命的反动”。从苏联历史可以看出，这样的评价是有相当穿透力的：列宁取得政权后，首先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了宪政民主；到斯大林时代更发展为“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并用越来越激烈的手段进行“阶级斗争”；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同声音和反对意见均被视为“反党分子”、“阶级敌人”，遭到一轮又一轮的迫害和清洗，人民的各种政治权利被剥夺，整个社会进入恐怖时期；同时又强行“消灭私有制”，列宁的“共产公社”试验饿死了1千万人，斯大林的“强行集体化”又饿死近2千万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的结果是生活困窘，物质匮乏，使得民众的不满越来越大。而毛泽东在中国的所做所为，则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面；“消灭私有制”则抑制了人们的经济创造力，社会处于惰怠之中；长期奉行的以专制批判民主、以斗争破坏和谐、以野蛮代替文明、以谎言冒充真理的统治手法，几乎让所有有文化、有知识、有教养、有地位、有财产的人不断遭到羞辱和整肃。这种统治越久，国家距离现代化就越远；当暴力和谎言难以长久维持下去时，这类国家的改革也就或迟或早地发生了。 

   第二个基本历史事实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由共产党领导而成功地实现经济和政治改革进而走向现代化。 

   自20世纪50年代发端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从南斯拉夫到匈牙利、波兰，再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无一取得根本性进展。1986年本人亲耳听到匈牙利经济改革之父涅尔什说：“社会主义国家要提高经济效率，但还解决不了资产增值有人负责、资金有价格的问题；要防止腐败滥权，如果不能党内派系公开化，就得有反对党制约，现在也解决不了。”直到“柏林墙”倒塌，东欧、苏联共产党纷纷解体，这些国家才又走上建设现代化社会之途。究其改革难以成功的原因，乃在于经济和政治改革损害既得利益集团时便会停滞或倒退，直至危机发展到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得不改组或瓦解。“天鹅绒革命” 和“橙色革命”先后在东欧和前苏联发生，这些改变世界冷战格局的“颜色革命”几乎都是在不流血的条件下很快实现的。中共欺骗民众说，这是“帝国主义势力的颠覆”，但这些国家的民众却都像欢庆盛大的节日一样，迎接这个结束专制与贫困的新时代。当然，共产党的解体只不过是解除了旧制度的禁锢，建设新制度还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 

   那么，至今始终高调标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旗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共，能否成为共产党世界中的例外呢？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否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呢？中国改革的30年与改革前的30年相比，确实带来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难免使人产生错觉。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要有五个基本构件。那么，当今的中国具备了这些条件吗？ 

   2、建成现代化国家的五个基本构件 

   考诸工业革命以来所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虽“国情”各异，但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好似建筑一座摩天大厦，五个基本构件缺一不可：其一，比较公平合理的经济制度；其二，比较公平合理的法律制度；其三，比较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其四
，比较公平合理的社会政策；其五，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如果在其中的某一、二方面有缺失，可以不断改进，大约还不至于妨碍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例如，城市国家新加坡在第三、第五两方面就有缺失。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仅在其中某一方面单项突进，而其他方面则远远落后，那是不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目前世界上还从未有过这样取得成功的前例。 

   正像上帝没有创造出完美的人，人也没有创造出完美的制度。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制度演进”的过程。这种演进表现在从保护少数到保护多数、再到保护全体－－“人生而平等”、“权利与生俱来”。20世纪以来，制度环境的改善有了长足进步，为民众提供了更加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使人的聪明才智能够更好发挥。这种改善主要表现为：人权保障、自由保障、财产保障、民主保障、公平保障和法治保障。凡是以“传统”与 “国情”为借口，拒绝这种制度环境改善－－此乃人类几千年文明汇聚形成的主流价值而并非所谓的“西方价值”－－的国家，至今尚无一个实现了现代化。 

   二、毛泽东的“四个创造” 邓小平的“四个坚持”  

   社会主义思潮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出现，代表了人类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追求，对社会进步有积极价值。那么，为什么在苏联、东欧和中国， 以及所有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社会主义的国度，不仅未能走向现代化，反而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历史大倒退，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呢？ 

   1、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从列宁开始到斯大林再到毛泽东，无一例外地在掌权后即抛弃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为前提的民主主义精华，而不顾一切地制造“阶级斗争”并强力推行“全盘公有”，使自己的国家远远地背离了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出现了历史性的反动。 

   在1949年至1978年中共执政的前30年中，毛泽东发动和制造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一次比一次残酷，使中华大地经历了亙古未有的浩劫，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那时，居住在古称“神州大地”、“礼仪之邦”土地上的人们，几乎日日心惊胆颤地生活在恐惧之中，不知何时自己的家人或亲友就有飞来横祸。各界精英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先后受到各种冲击、批判、凌辱和斗争，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30年间，毛泽东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可以说，毛泽东视人命为草芥、造冤狱遍寰中的罪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了2千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至于那令农民食不果腹、国弊民穷的“全盘公有”和把人变成兽的“一党文化”对人性的戕害，此处暂不赘述。总之，当毛泽东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魔君离开人世时，中国已到了不改弦更张便难以为继的崩溃边缘。 

   1978年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理论务虚会”上我说过，“现在大家评价毛泽东的过和功三七开，30年后恐怕倒三七也不止”。1986年中，我在中共高级党校的一个报告中说：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体制模式”，源于“三个因素，一个是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延续；第二是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的继承；第三是斯大林模式的移植”；“三个因素加在一起，使我们建立了一个党、政、经合一的、中央高度集权的、按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命令管理的体制模式，这种模式不能不带有强烈的封建宗法的特点”。1988年我又指出，毛泽东实行的“以党治国”、“全面专政”和“等级身份”、“等级产权”，严重束缚着中国的进步。可惜这些说法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笔者认为，不彻底批判毛泽东在中国的一系列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恶行，不彻底解除毛泽东强加给中华民族的重重枷锁，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梦想是难以实现的。如果说改革是为了消解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那么，毛泽东那一系列反人性、逆潮流的“创造”则必须从根本上革除，否则中国一直会被摈除在现代化国家之外，难以汇入人类社会的主流。 

   2、毛泽东祸国殃民的“四个创造” 

   我在研究中发现，毛泽东实在是一个古今中外专制暴君之集大成者。我将他那搅得天翻地覆、民不聊生的驭民手段归纳为“四个创造”，这“四个创造”至今仍被中共的掌权者奉为圭皋。生活在中国以外而没有亲身经历过毛泽东“四个创造”带来灾难的人们，则很难体会其危害。 

   首先，毛泽东创造了以“政治歧视”和“阶级歧视”为特征的“等级身份制”。 

   自1949年毛泽东掌权之始，当局便给每个人、每个家庭定了终其一生的“阶级成分”。其“依靠对象”名义上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和“工人”、“贫民”、“贫农”、“下中农”出身的人，这些人无论在居住、读书、就业还是升迁方面都有优先权。实际上，真正能享受到特权的是 “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出身的人，而后者虽也会受到照顾，但大多只是陪衬。至于被划为“专政对象”的人，其命运就十分悲惨了，不仅本人、家庭、子女难有出头之日，而且每次运动都要挨整。结果，“人生而平等”变成了生而不平等，人们失去了“自由选择”的可能。这种人为制造的“阶级歧视”在不断推行的“阶级斗争”过程中持续扩大，“专政对象”最初是“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后来增加了“右派”，“文革”中又增加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当然，“阶级歧视”又服从于“政治歧视”，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表现好的”（一般是党的“驯服工具”），即使出身不好也可能被重用；“表现差的”，即使出身好也可能遭排斥。于是，耿介不阿之士屡受打击，看风使舵、落井下石之人则受宠重用。人们的“政治表现”被记入“个人档案”，这样的“政治档案”左右着每个人的地位和前途。这种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等级身份制”既奠定了“依靠对象”的特权地位，又使“专政对象”和他们的亲人不断受到迫害，不同的等级身份带给人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待遇。这种做法人为地制造了人类社会最惨无人道的不公平。人类社会尚未发展出“民主政治”之前，出现过各种“等级制”。但长期将一部分民众当作“专政对象”，特别是将“有产者”和“知识人”作为“敌人”实行“专政”，却是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才出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而毛泽东创造的 “等级身份制”集“政治歧视”和“阶级歧视”之最，在社会主义诸国中堪称独一无二。至今这样的“等级身份制”仍然隐存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中，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