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惠昌：“人民的政府”为什么得不到人民的信任？

   最近几年里，一些地方发生了各种突发的群体性事件，有的事件造成了破坏性影响，有的事件则在媒体上搞得沸沸扬扬，使有的部门陷入被动局面，凸显了一些地方政府的社会信任危机。很显然，其中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为此，我们可以对一些典型群体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深层次原因，进行认真分析，搞清楚问题的实质，从中吸取教训。

   其中的一个，是震惊国内外的2008年的贵州“6 28瓮安事件”，这一事件影响很大，这里不详细介绍。最近一个是引人注目的“钱云会事件”。2010年12月25日，温州乐清寨桥村前村主任钱云会，被发现死于村头公路，一辆工程车压断了他的脖子。此前，钱云会因征地补偿问题，曾经带领村民上访，先后3次坐牢。当地官方为此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钱云会之死属“意外事故”。但是，有些人仍然坚持“谋杀”说。最近的另一个事件，是“河南强制施工轧死人案”。河南省驻马店正阳县决定对慎水河河道进行综合治理，在工程施工开始时，附近30户居民感到治理之后会使他们的安全受威胁，选3名代表与施工方协商，在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施工方强制施工。于是，2011 年1月3日，出现了居民阻挠施工的情况。当天上午，一位38岁的妇女在工程施工现场，为阻挠施工，从河坡上意外滑倒到正在旋转的挖掘机上，受伤严重，经抢救无效死亡。对此事，外界多有质疑，该县委宣传部回应说，此事故属“意外”。但是，媒体仍然提出疑问：这个事故究竟“是无意伤人还是有意夺命？”

   仅从这几个案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已经发生的事故定性问题上，社会公众与地方政府产生了对立，而对立的实质，是公众对政府公开宣布的结论，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这是欺骗舆论。这就是说，在这些事件中，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而这样的社会信任危机，一般会造成思想混乱，严重者形成具有破坏性的群体事件。在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出现这样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的确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最近几年来，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上。对此，人们很自然地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国，“人民的政府”为什么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呢？从逻辑上看，这里的深刻原因只能是，人民实际上还没有把它视为自己的政府，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部分人的心目中，这个政府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不能表达他们的意志。但是，这样的结论，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不相容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从对上述案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之所以出现了社会信任危机，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一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缺乏基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意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意识”的核心内容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我们的人民政府，应该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但是，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与开发商相互勾结利用，与民争利，这样的政府，人民群众自然是不认可、不信任的。这就是造成一些地方政府社会信任危机最深刻的根源。

   这样的社会矛盾说明，造成地方政府社会信任危机最深刻的根源，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理念问题，而不能归结于技术性的问题。所以，那种企图以某种技巧来“化解”社会矛盾，不能说没有任何作用，但那并不是根本出路。大量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从观念上，以“由人民当家作主”，取代“为人民当家作主”，树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意识，并贯彻于自己的实践中，才是解决政府社会信任危机的根本出路。这个道理很简单：一个 “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人民是不可能不信任的。

   从一些案例中，还能够看出，目前之所以产生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群众对政府信息缺乏正常的了解。很显然，没有基本的信息，或者说，政府在群众的心目中还是一个“神秘”的东西，信任又从何谈起呢？实践证明，信息的公开程度与政府的社会信任程度，是成正比例的。

   当然，应该承认一个事实，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政府信息的公开程度越来越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正式实施，近几年，党政机关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这个民主进程。但是，在一些地方政府那里，与人民没有真正“当家作主”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人民群众实际上还没有成为享用政府信息的主人。在这方面，严重的问题在于，有的地方政府公然违背中央决定，千方百计地对社会封锁消息，或者是用一些低劣的“外交辞令”，来愚弄社会舆论。然而在当今信息发达时代，这样的欺骗手段，是维持不了多久的，所以，真相一旦披露，社会公众的愤怒，就可想而知了。

   在民主政治中，人民群众能够掌握和享有必要的政府信息，这是政府取得社会信任的基础。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关键，是人民群众必须成为运用信息的主体。事实证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实质上是对自己所作判断真实性的确信。因此，他们有权利以合法方式，从各种不同渠道取得信息，对事件的性质作出独立自主的判断。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意识水平低，某些地方政府习惯于把自己看作是信息的唯一发布机关，想方设法维持一种单一的信息渠道。实际上，对信息的这种 “垄断”作法，主观动机可能是为了“统一思想”、“保住自己的威信”，但是，在政治文明日益发展的当代社会，这种不明智的行为，往往是适得其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