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尴尬
清流浦
习近平班子上任已有半年多，各方面对他的政治走向却还猜测不断，官员、老百姓和中外媒体也猜测纷纷。因为，来自权力最高层的动作和信息混杂不清，习近平本人的“真实态度”也不明朗。由于习李掌握着中国最大的政治资源，各派政治势力自然就对习李新班子的动作特别重视。中国在近三五年，或在十年内究竟会如何？中国的民主制到底是一个长期过程，还是会在短期内发生？笔者也来“算一卦”，探讨一下习李执政未来走势。
习李很尴尬
中国的政治未来必然会实现民主宪政，现在的共产党一党专制不可能持续几十年，这一点可以说已经得到所有中国政治文化精英的认同，也被中国共产党内的开明政治精英所承认。在大陆内外的网络信息中这个事实反映的更明确。尽管中共政治局和宣传部极力地封锁和掩盖局势，但可以看到的是，网络体现的民间舆论发展趋势对共产党实行一党制越来越不利。几乎所有的信息都充满了民权意识，宪政法制意识和现代人性价值观。与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网络信息渗透相比，中宣部组织的几篇文章、几张报纸、几家电台、电视台实在微不足道。这就是习李主政第一天的中国大势大局。习李知不知道这个大环境？知道。
不过除了大环境，习李更深知一个不被普通老百姓了解的小环境。中国政治目前不是由大环境决定的，政治决定权是由极个别不同的元老牵头，由复杂的权贵势力和不同派系政治局委员构成的。权贵们为了保护自己一派的利益，防止习近平不受控制，从七常委到政治局，从中央到地方，各派权贵都安排了自己的人。这就是寡头政治。习李得罪了小环境中哪一派的人，轻则方案通不过，重则习李的权力都有可能被剥夺。在习李第一次公开当政演说中，人们就可以感知习李处境之微妙，他们经常不得不回避当今中国最激烈的政治争议：关于体制民主化改革，关于毛和邓的政治政策评价，关于中共组织体制，关于前任领导人的错误政策和罪责等等。习李不管是否想改革都得像走钢丝一样小心。
习李不仅知道自己所处的大小环境，知道自己手里的权力与大小环境的关系。而且，习李也知道中共权力小环境与大环境是背道而驰的，是矛盾的。习近平在当政后第一次对同僚讲话中就强调中共面临着巨大危险，大环境不容许中共寡头以已有方式继续走下去。这就是人们看到的，他们在大大小小问题面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尴尬和左右为难的原因。初当媳妇，公婆垂帘，姑嫂妯娌叔侄都不能得罪，而且这个家庭名声已经很糟糕。
习的对策
习班底（智囊团）对形势的基本判断是，改革形势急迫，但还有时间。习近平利用刚登基的新面孔，对各派都支持，各种话都模棱两可，政治态度时左时右，使各派各种势力对习近平都处于观望状态，暂时避免了与各派的直接对抗。这给习近平达到自己希望的政治目标提供了时间。习的对策可以八个字表达：避难就实，抓权树威。
在习当政后的几个月里，他重点抓了军权，从挑选军委班子，调整军区和主要集团军主官，到整肃军纪军风。在政治上，他巧妙地在每个关键位置上快速地放置了自己的棋子，动作比他的前两任当权者娴熟的多。据说，他周围还使用了一批有海归背景的年轻官员。可以预见的是，最近武警司令员人选和各省政法委首席领导调整到位后，他会进行更大范围的高级官员整治。
整肃贪污是习近平抓权树威又一项关键政策。这其中有两个目标，其一对高层政治对手，那些可能挑战自己权威的人和势力，通过肃贪给予瓦解，是习近平压敌抓权的办法之一。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一，因为中共权力人物贪腐面实在太广了，习近平只能先从对自己不利的官员下手；二，习当权后对高官案依然使用从双规到不完全透明的过堂方法，这种方法的唯一作用就在使被整肃人就范，投降并咬出同党。这在权力争斗中至少可以使政敌感到害怕。如果习李真要整肃贪腐，他完全可以直接通过法律方式，何须派什么“巡视组”，有选择地肃贪。
其二通过整肃在社会上影响恶劣的案件，争取民间舆论和官场主导权，提高自己的威信。在树威方面，受习近平本人能力局限，他的手段并不多。除了肃贪，另一个策略是对外强势，以聚集国内所有有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的青年人之心；对内表现亲民，以获取最大多数善良普通人之心。
这些帝王时代传下来的应对措施很传统，也还是有效的。可以估计的再一招是，在适当的时候，习李还会应用提高工资和社会福利，或者其它恩惠进一步提高自身威信。
习李面前五道坎
如果在过去，以习近平现有的对策基本权力就可以被巩固了，但在今天这个时代，习李能否不出意外还是未知数。在习李班子面前横着五道必须过的坎。
第一道是经济体制坎。邓小平留下的双轨制在30年后的今天，其内部矛盾和冲突已经危及到经济继续发展。邓小平放弃社会主义大锅饭的无效率和经济落后状态后，与所有市场体制一样，中国市场体制也带来失业，贫富两极分化和通胀危机，尤其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还引出了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不公正待遇，货币和股市危机，官僚弄法，行政谋私，制造假市场，和土地矛盾等等现象。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内在弊端都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使双轨制继续运行受到困难。市场体制本身在中国大陆政治体制下是否能够运行成为一个不可绕行的问题。回头不可能，既得利益集团和市场都不会同意，但哪怕继续双轨制都必须改变现有政治、法制体系。
第二道坎是国家主导意识危机。共产党的建党基础是马克思理论，其立国理论底线也是马克思理论。马克思主义在没有被实践前，其均贫富的道理很符合中国贫困民众的要求，但在实践后就完全不同了。毛泽东的前30年饿死了3千多万人，人为冤案又整死了上千万人，株连家庭人口有几亿，而且包括大部分共产党高官和家庭。实际关系上共产党内人心已经分裂，无法弥合。加上国际共产党的恶行被世界人民所不齿，共产党内迫害之残酷令人毛骨悚然。斯大林的古拉格和政治局，毛泽东的政治局，北朝鲜金家的政治局，有几个政治局委员能善终。斯大林的大饥荒也饿死了几百万人，一个总人口只有二千多万人口的北朝鲜一下饿死了一百多万人；波尔布特的金边大屠杀了170万人等等。这一切都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人心丧失已尽。现在除了政治投机者嘴上高喊马克思，真信共产党理论的几乎没有。马克思理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实际死亡，给国家意识形态造成一个假真空。所谓假真空就是说，共产党现在是靠军队警察和工资维持生存，马克思和毛泽东实际上只是不能放弃的理论符号；在表面真空的意识形态假象下，各种思想理论在普及成长。其中最能站住脚的是宪政民主和人权人性。习近平的尴尬在于，坚持马克思理论自然会逆中国民间思想潮流，一个逆世界和中国思想主流的领袖怎么可能没有意识形态危机；而顺应世界和中国社会思想主流就意味着要放弃毛泽东，放弃共产党理论支柱，那保守派元老们和复毛派又怎么会放过习。横竖都是绝路。
第三道坎是宪政法制坎。国家和共产党的关系是习近平当政必须面对的现实，现在中国的社会矛盾、经济运行和国际环境都要求国家中立，国家高于共产党，但是共产党口头上承认党不等于国家，实际上却把国家搞得非国非党，使国家系统无法正常运作。几乎在所有大大小小问题上都存在体制运转不灵，从村到中央，从法规到宪法，大小事都由政府出面，但决定权却在幕后操纵者——党委，党委书记。出了事难分由行政方面承担责任，有了政绩由书记享受好处；罪错也有“双轨制”，党内级别甚至可以折算顶罪；大陆理政之复杂不是其它国家可以想象的。党和政谁说了算的问题，在共产党体制下已经矛盾了60年，在习近平当政前这个问题因政法委操纵司法，引发不公正已经很突出；相信习李当政期间，国与党的关系，国家宪政制度会有更强烈的社会波澜。这将引起一系列关于国家体制建设上的冲突，如军队属性，法律公正性，宪法中国家与党的关系，人大代表产生等等。习近平和常委们是主张宪政和法制，还是装聋作哑？是顺应国际宪政政治，还是继续让官员们使用权力为非作歹，不断增加社会欺压迫害？主张宪政法制，习的合法地位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受威胁；坚持党高于国家，党可以不受宪法和法律管制，错案冤民和权力土匪化将进一步增多，共产党必定激怒全国人民。
第四道坎是庞大的贪腐集团。自从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人心大失，威信直线滑落，由几个元老带头兴起了权力换钱财，权力夺美色之风。此风在江泽民统治时期由上而下刮遍官场，使笑贫不笑娼，假公济私普遍化。胡锦涛无为十年，劣官淘汰良将终于成为升官潜规则；在劣淘汰环境下，一个庞大的党政军三位一体贪官阶层，终于取得了事实上的统治权。一个很简单的命题：干部公布财产，检验了这个阶层实际左右全局的能量。习李上台推了几次都没有推得动，可见这个集团的臂力之强。如果习李真心想改变这个已经腐败到头脑的党体系，他们是否有能力胜过这个庞大的势力，真需要打问号。因为，官僚已经连成串，连成片，官员对权力的利用到了结团聚伙的程度。何况这股势力潜于地下，行得是潜规则，绝对“忠实执行中央政策”，但一切政策为我所用。有一句话形象地表达了他们的技能，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现在官场官官都认可的行事方针，习李真的整顿党风党纪又能有几分效果。
如果习李三把火后除不了这股势力，贪腐之风甚至会以“廉政”形式复活；如果习李坚持与这股恶势力较量下去，这些人当然会让习李难堪，摇摇他们的座椅，或者造点严重事件；如果习李誓不妥协，那再造习耀邦、赵紫阳事件也是可能的。最损的招数他们还可以与体制外民主派联手，逼习李走向反面，灰溜溜地下台。这个坎对只想进行体制内改革的习李和“改良派”是一道悬崖，而不是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败至于此，习李又会如何。
第五道坎是体制外变革诉求。原来的体制外指港澳台反对共产党政权势力，六四后大陆求国家宪政民主人士流亡国外后，“体制外”就成了这些流亡者的代名词。这些改革者的诉求在流亡后从体制内转化为多党民主宪政体制。他们人虽少，但却是一个令几任党主席骨刺于喉的存在。从邓小平开始，江泽民、胡锦涛都对这个“体制外”十分头痛，这不仅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共产党内改革派高官，在共产党内人脉和资源深厚，而且因为这个“体制外”是共产党保守派通过政变方式制造的“敌人”和对手，使邓江胡对党内也交待不了，只能把他们打成“外国势力”。既使从共产党政治规则上说，赵紫阳后上任的三届主席都不符合党规和党心。在广大党员看来，胡耀邦、赵紫阳的下台和江泽民的上台都不符合共产党自己的党章，属于党内元老和保守派的小集团活动。所以，胡耀邦、赵紫阳事件连过三届至今也无法向党内交待，同样无法交待的还有“改革”，“党章”，“六四屠城”。共产党内希望扳回改革大局的人一直存在，只不过被邓后两任主席压制着罢了。习李能避过这个问题吗？
共产党的分裂只隔一层纸，就是平反胡耀邦和赵紫阳。习近平的尴尬在于，他的父亲习仲勋是胡耀邦派主要骨干，习近平既吃过毛泽东迫害之苦，也尝过保守派陷害改革派之痛，所以，习近平才与胡耀邦之子心相印。但是，如果真给胡赵平反，捅破了那层纸，党内要求追究当年政变和反改革的潮流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分裂将不可避免。形势推演大家都可以想得到，而且已有苏东坡先例。习近平要背负所谓“共产党分裂”的责任，还可能会丧失自己现在的权力和利益。这就是习近平不可能与现在“拥毛派”、“镇压六四派”合流，又不敢平反六四，与“改革派”靠拢的深层顾虑。从历史角度看，其实习近平更适合扮演党内改革派角色，推动平反六四迫害，而现在却扮了一个压制改革的角色。他既不会与毛派、既得利益派同流合污，将来也无法向胡耀邦、习仲勋和改革派交待。在中国当代历史上，他既不想后退，又不能前行，还无法原地不动，当了这个主席很可能就成为一个悲剧角色。
事实上五道坎是相互联系的，互为作用，坎坎难解。把它们的作用力加在一起，那就是过“火焰山”。
预测习近平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是习李及班子的素质，然后，我们再把外部要素加进来看习李的选择。
首先，习李的基础素质好于江胡。江是支持镇压六四上台的，胡是镇压藏民上台的，而习李本身没有参与过胡以前共产党非法活动。习李班子内除刘云山的派系色彩明显外，习李班子中其他几位倾向居中，目前没有像前任中周永康、吴邦国、贾庆林这样初上任就明显带有派系色彩的角色。作为在共产党体制弊端和改革背景下成长的一代，习李与江胡在知识和认知素质上的最主要差别是，习李比江胡知识面宽广，不像江胡那样教条，也更了解世界不同主义，能较客观地看待不同政治观点。这样就使习李在内外政策上可能更少教条和敌视性。从另一方面看，他们都是在共产党官僚体制中一步步爬上来的，共产党的权力潜规则和思想影响对他们的熏陶也深入骨髓，所以，才会出现习近平在党校以八股腔要求干部改变党八股的怪事。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周围都围着官吏和专家，生活在共产党政治语境中，对老百姓和民心的直接了解只在偶然的“调查”活动中和年青时期记忆里。他们对一些基本的政治是非已经失去了常人所有的感知，对共产党官场的理解比对老百姓的理解更透彻。他们知道官员对政治改革的不同态度和要求，但却不理解老百姓对国家的看法、希望和要求。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基本素质是反对专制极权的，虽然他们失去了对封建的敏感和抵御力。
以习李的基本素质，他们在大形势下会改革吗？这无非是两种可能，支持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反对继续市场化改革。目前不进不退，维持不变的尴尬局面不会长期持续下去。道理很简单，习李必须有作为，执政危机、外交困境和经济衰退等等都迫使习李不敢坐视不动。在现在的处境下，动就要得罪人，比如王岐山的“打老虎”要得罪既得利益官员；不动也会得罪人，如果习李像胡锦涛一样数年不动，得罪的是主张改革的政经文军各界精英，北京访民也会达到十万人以上。经济动与不动都会涉及政府，国营和民营企业家，涉及失业和物价。动与不动都会引起国家、社会各阶层反应和反弹。不是既得利益方反弹，就是民众和改革派对政治腐败、独裁、枉法、无能不满和对权力警匪化反抗。对政治家“树欲静而风不止”是永恒定律。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只能以应变对万变。
邓小平开了一个局，叫“经济市场化”；又烧了一把火，叫“体制改革”。习李能任常委当然得益于体制改革，否则江泽民到现在还是主席，他是不想退位的。可是，邓小平也留了一道闸，叫“四个坚持”。这就好比医生给人医病，装反了一条腿。市场经济与法制公正是体制的两条腿，市场运行中所有的财产矛盾都需要有中立性的公正裁决，通过法律来平衡解决；可是，政治上的“四项原则”堵住了法律公正和中立裁决的路。没有了法律这条腿，有权的、有钱的就可以压制没权没钱的，权大的压权小的，钱多的压钱少的，国企可以压民企，官员可以压银行，诸如此类，社会矛盾便无法解决，越积越多。其表现就在社会反体制情绪和毛派情绪越来越高涨。在笔者看来，现在的所谓的左派和右派在某种程度上反应的焦点是一致的，都不同意这样持续下去。不同在于，左派要求改右腿，放弃市场经济，坚持毛式平等和国家所有制；右派要求改左腿，坚持市场经济，废除四项原则，建立起中立公正和不受权钱影响的法制。左右两派都不能忍受这种一条腿向前，一条腿向后的体制。左右两派矛盾越来越激烈，表明大家都感到中国经济和政治酝酿的大危机越来越大，左派担心变革向市场化转，改革派担心政治退回到毛式无产阶级专政。
从习李素质来说，如果发生危机他们基本是倾向于建立法制社会的。就是说，共产党的多数会向前走，彻底放弃四项原则。这在苏东坡变局中已经可以看到。但是，也不能绝对排除政局后退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发生共产党权力人物为维护权力独裁而再次镇压变革的流血事件。这有可能由习近平发动，几率较小；也可能由目前不显山露水的高层人物和小集团发动，出现类似当年囚禁戈尔巴乔夫事件。习近平发动镇压民主运动的条件是：一，许多共产党高层认为民主运动有暴力倾向，自己会成为第二第三个齐奥塞思库；二，一些习李派重要权力人物知道自己现在以权力掩盖的贪污和犯罪将受制裁、招清算，设计谋造成习李不得不镇压；三，习李认为变革运动背后是某个政治对头，把运动（可能是军事政变形式）视为针对个人的权力阴谋活动；等等。
谁都知道一次根本性的危机和大变革已无法避免，变不变没有异议，问题只在时间和机会。习近平现在所有的动作只是在局部缓和，延缓爆发，但大势已不可避免，以现有的体制已不可能解决天天增加的社会和经济矛盾。从社会情绪，矛盾范围，矛盾深刻性严重性，矛盾燃点，矛盾增长率诸多方面看，今天的大陆已处在矛盾激化条件中了，任何事件都可能成为巨变爆发的引信。就是说，在民间，变革时间现在已经进入启动状态。不是三五年是否会发生大变革的问题，而是明天是否会发生危机的问题。这也就是中共现在维稳经费和武警超过解放军的原因。但是，这样的状态能长期维持吗？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用军警解决制度危机。
习近平喜欢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其实不然。亮剑者当年胜了吗？他们胜了日本侵略者，胜了蒋介石专制，但最后还是死于专制之剑下。习李如果聪明就要知道自己真正的对手是封建专制，而不是某个敌手。在政治上政治家个人不过是政治制度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只有智者，才能成为胜者，所以应该说：狭路相逢智者胜。智者是顺大势者，是顺民意和世界潮流者。
2013.06.12
来源：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