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全国人大代表的公开信
各位代表：
新年之初，百事伊始，构建和谐社会的蓝图待制，出版总署邬书林副署长竟能不顾大局，不管国策，自举一帜，颁令禁书八种，出版社分别受罚，从而昭告世人，出版当局遗有“和尚打伞”，并无和谐可言，舆论震惊。这当然不是突发的偶然性失误，海外反映的强烈远超去年此时发生的“冰点事件”。邬副署长出面否认，几番辩解；看他欲言又止，意图卸责，不幸又恰恰折射出这次下令禁书的的确确是他的职务行为。
二十多年来，几乎天天讲“依法治国”，十多年间，几乎月月论“提高执政能力”，执政为民之说更是四处充斥。可是，禁书、废书、封书、删书的非法举措又几乎时时都在发生，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大，手段之奸，危害之烈，大有与时俱进之势。受害的作者遍及各个层面、许多领域乃至各种派别，管你是年轻新秀、革命元勋！管你列左还是排右！至于为“禁、废”而设的所谓“评审制度”，恶奴黑笔，有口皆碑。待到邬氏主事理政，读者广泛称善的好书竟也在劫难逃，所不同者只是在乱禁之中立了新规，即因人而废：今日可以废我，明朝将能禁君，后天不知又会斩杀何人？如此公然违宪，如是肆无忌惮，形成一股改革大潮冲击未退，与人类社会普世价值悖违的逆流。形势这般严峻，诸公权重，受之于民，该替百姓管管了。
尽人皆知，书是言论的载体，靠出版而传播，或禁或废，都是对作者自由权利的剥夺，构成对《宪法》第35条的违反。须知该条规定的出版自由首先是、主要是公民个人的出版自由，出版总署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则只应列后，或尊奉执行，别无它途。再查《宪法》第33条2款，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明定，据此，“因人废书”的行政行为分明构成了对该款宪法原则的对抗。诸公位尊，是否该问问署长、副署长，他们这是想干什么？
违宪引发“逆流”，得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说起.1998年3月，我政府正式宣布将于“近期加入”该项公约；历经九年，本次大会之前又传出将借“奥运”东风予以批准，作为改善人权状况的庄重承诺。议程未作安排。但《公约》的原则既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主流”，又为我国政府宣告承认，岂能公然违反？查该《公约》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包括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即使在特殊条件下对权利的行使应加限制，也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另一是“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风化” 。并且还必须立法明定，即不能实行“预先限制”的办法，任由有权单位臆定“禁区”，进而实行表达权的无形垄断，同时还必须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而不能由政府官吏自由裁量，理所当然，也决不允许悄悄地打个电话或者“吹个风”就完成“限制”，实现“控制”。
现实情况如火焚心：出版主管机关的行政性工作经常违法越权，他们手上的黑名单、黑书目时常轮换，损害作家，殃及读者，怨声载道，大背民心。邬先生的禁书行为，外则失信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内则忤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无疑义，诸公监督有责，何时起而纠偏？我们不希望把问题拖到“奥运之年”，那会丢掉国格，影响国誉。是故建议根据《宪法》第73条的规定，在大会期间，就出版问题上的违宪行为、专断劣迹，向有关机关提出质询，要求正式答复，尔后据之作出相应决议，坚决废除现行条例、规章、制度中的不当内容和实践中的全部陋习陋俗，为制定《新闻出版法》奠定基础。
如认为提出此议时间过于匆促，原订日程不宜改动，复无充分理由延长会期，则请依据《宪法》第71条的规定，组织一个关于党政机关非法禁书的“调查委员会”，于闭会之后展开调查，在一定的时限内作出决议，明确宣告：违宪必究，任何机关不得例外；毁法有责，位居副职署长者也难逃其咎。惩前毖后，以儆效尤，以期实现我国宪政民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茂的和谐社会的美好目标。
请予审查，至盼采纳。
本件征得我委托的律师团（代表）同意联署，以昭郑重，以示负责。
“废书”受害人：章诒和
法律顾问团代表：张思之、浦志强、付可心
2007.3.12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