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体系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嬗变
秦永敏
一、中国的官僚体系不能也不可能另起炉灶
中国今日的官僚制度如此罪孽深重，极端情绪笼罩时人们很希望彻底粉碎它，从当代世界文明发达国家都有庞大的官僚体系一事可知，粉碎国家机器、消灭官僚制度、走无政府道路是不可能的——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人类社会的管理离不开国家机器尤其是官僚制度，因此，自从国家产生以后，任何企图彻底粉碎官僚制度的做法，都只能带来更加荒唐、更加恶劣、更加专制的官僚体系，而我们中国人今天面对的也正是“完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带来的这种历史恶果。
中共本是一个军事集团，摧毁了具有现代国家雏形的中华民国的国家机器以及受宪政指导的官僚制度后，这个军事集团实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国家、社会、家庭一体化的绝对专制统治，从而导致了毁灭一切的“文革”发生。显然，和毛泽东时代比起来，邓小平“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政策基础上形成了知识型的官僚系统后，中国才算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回归了世界文明主流。但是，也因为他顽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党的领导”，使官僚制度只听命于一党指挥，缺乏现代商业文明所有需要的制约体系，从而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贪腐问题。因此很清楚：
第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中国和当代世界一切国家一样离不开一个商业文明社会所需要的现代官僚体系，
第二，一个符合商业文明社会所需要的现代官僚体系不可能从天而降，必须由包括当今官僚体系在内的全中国人去创造，
第三，当今官僚体系如此庞大，不论是在今天的专制条件下，还是专制崩溃后，都能够轻而易举地粉碎任何要粉碎它的企图，
第四，当今官僚体系是这个社会最强大的精英群体，特别是从社会管理上说，整体而论具有不可替代的性，
第五，制度转型努力虽然绝不能指望光靠这个官僚体系达到目的，但是，离开了这个官僚体系尤其是其中的普世价值拥戴者的共同努力，也绝不会有结果。
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中，绝不能对官僚体系采取大而化之的态度，决不能把它看成铁板一块，绝不能对它用非白即黑的眼光看待，要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来对待，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官僚体系的演变。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官僚体系是我们中国的人才宝库，官僚体系之中敢于高举起普世价值大旗的英雄豪杰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强大动力。我们要树立官僚体系也是中国公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正确观念，既要看到他们在当前制度下无官不贪的现实，也要看到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也是大势所趋被迫裹挟所致，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官僚体系内部必然发生大分化、大斗争，其中的进步势力必然对推进民主进程起到巨大的作用。
总之，我们只能把今日中国的官僚体系一步步改造成商业文明时代的官僚体系，绝不可能抛开当今官僚体系去另起炉灶，因为今日中国的行政管理人才绝大部分在当今官僚体系之内，也因为他们之中必然涌现一批能够扛起普世价值大旗、担当社会转型重任的佼佼者，所以，只有依靠他们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才可能尽快建成商业文明社会所需要的现代政府和现代官僚体系。
二、红后代和官僚系的关系以及各自的前景
今日中国的官僚体系会发生什么变化？官僚体系之中的健康力量会以什么方式发挥历史性作用？目前的官僚体制怎么一步步转化为商业文明的官僚制度？在这么一篇短文里，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历史的演进也绝不会完全合乎任何人的预期。但是，通过认真仔细的分析研究,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应该不难把握历史前进的大致脉络。
为此，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今日中国的官僚体系主要由什么构成。大家知道，这个政权是中共通过暴力夺权建立的，1949——1979这三十年间，中国的官员除了几个花瓶以外，全部由打天下的中共党徒也就是红色队伍论资排辈组成。由于这些以农民为主、以暴力夺权功绩为依据分派官职的“大老粗”把国家治理得民不聊生，无奈之下邓小平搞了“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全面启用了高学历、高知识、高智商人才（比如可以信手拈来的朱镕基、温家宝、周永康、徐才厚、刘琪一类人），这样，国民经济才快速发展起来。
当然，在任人唯贤的基础上择亲而用，甚至只要可以凑合的亲人都要破格录用（毛新宇作为皇太孙愚昧至极为了红色传统也得录用！）是自然的，这样，在要求高学历、高知识、高智商的1980——2014这三十五年里，一开始“红色专家”独占鳌头，比如江泽民、李岚清、胡锦涛，随后大量的红后代还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比如薄熙来、刘源都是典型，更不要说习近平。
时至今日，中国官僚体系就主要形成了两大派系：其一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高学历、高知识、高智商官僚，他们是纯粹的官僚系，其二则是经过长期专门选拔培养的红后代，能身居要津的红后代的平均智商当然也有所提高。
但是，以中国如此之大，官位如此之多，各部门专业知识能力要求如此之高，由低级向高级职务晋升时间要如此之长，其结果，总体智商低下的红色队伍的后代除非是长期专门提拔，否则必然被淘汰。其结果，也就使今日中国的官僚队伍还是以没有红色背景的人为主。进一步说，今日中国的官僚体系，其主体还是没有红色背景的官僚系。
另一方面，能够经受住长期官宦生活考验的红后代人数虽然少，但是，在他们统治中国的父辈陈云薄一波之流“每家每代人至少要出一个部长”、以及他们无论政治经济“所有要害部门都要有自己的人”的战略性谋划下，仅占中高级官员千分之几的红后代，却结成了足以控制整个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权力中枢的强大网络。
因此，目前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官僚系在权力结构中已经居于基础地位，他们人数众多，也担负着整个官僚行政的基本职能，其内蕴力远远大于红后代。与此同时，红后代人数虽少，却作为世袭权贵居于统治地位，又以正统身份组成了足以控制党政军核心权力的党中之党，其对中共统治权的支配更因为习近平、王岐山的上台处于无可争辩的地位。
但是，眼前的一切只能说明眼前，中国已经进入瞬息万变风诡云戄的历史时期，而且，和从前的神州板荡不同，不能仅仅凭硬实力就可以掌握未来。历史的制高点已经是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这样，很快我们就会发现，官僚系和红后代的绞杀的直接结果，其实主要取决于谁能主动出击占据制高点，而不是在反腐的平川上喋血死抠。这样，下段双方其实都有机会，只看谁棋高一着，捷足先登。
三、红后代和官僚系的多方面对比
那么，官僚系和红后代谁能捷足先登历史的制高点？这就要从分析双方的优势说起，看看双方的多方面对比。这种对比主要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1，双方的魄力对比，2，双方的能力对比，3，双方的历史包袱对比，4，双方的基本观念对比，5，双方的基本力量对比，
1，红后代常常被称作红色贵族，原因在于他们具有世袭性，因此，有着天然的优越感，那些有一定能力的红后代基本上从懂事起就知道自己作为“革命接班人”会成为这个国家的权力支配者，并且也有这个雄心壮志，因此，他们敢想敢做。即使在“文革”那种疯狂的年代，他们都敢以“联动”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对着干，毛泽东、周恩来、江青也拿他们没办法。所以，红后代魄力十足，行事风格干脆利落，没有做不出来的事情。
相反，官僚系没有先天资源可以作为凭恃直接走向高位，完全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他们谨小慎微，唯利是图，惯于看风使舵，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还要战战兢兢的拼命巴结各类各级领导，才能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因此，从总体上说，官僚系的魄力远远不如红后代。这一点，决定了一般来说制造突发事件、大胆改变局面、率先发起进击的多半是红后代，而不是官僚系。
2，红后代继承了前辈的雄才大略，看问题总是从大处着眼，加上前辈的革命战友网络，使他们很容易自然地形成大模样大气候，也敢于并且善于独揽大权，一般是决策高手。官僚系则知识丰富，经验老道，深藏不漏，做事情谨小慎微，一般不轻易出击，出击则多半会完胜而归，他们是行政管理行家。这种区别，决定了红后代能做大事，但是，也容易出大错，官僚系出错少，执掌大权时则畏首畏尾，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总体上因此容易获得最后的成功——以上情况也是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胡锦涛的区别。
3，红后代继承了革命前辈的全部资产，也继承了他们的全部历史包袱，那就是革命战争的敌人，改造社会的伤痛，历次运动的血债，尤其是当前社会的仇恨；官僚系虽然也撇不清责任，但是，他们的出现只有三十余年，他们的直接责任只在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的底层和民间对立严重，但恰恰是能主导社会变革的高层相对超脱。这样，面对彻底变革，红后代总体上非常难以适应，官僚系的高层则比较易于接受。
4， 红后代在继承革命前辈的有形资产的同时，也不能不继承其无形资产，因此，他们必须继续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之类意识形态的奴隶，他们必须继续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做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卑劣小人，否则就彻底推翻了自己前辈打江山的道义基础；相反，官僚系只是“知识化、专业化”以及行政高效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之类意识形态和他们的观念格格不入，无论他们怎么被迫服从红后代的伪意识形态，从内心说他们是极度鄙视那些虚伪说教的。他们现在已经是官僚资产阶级，对他们来说，反对共产主义而拥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仅是本能，也是使他们攫取的财富名正言顺的需要。从这种角度说，红后代总体上是私有制和宪政民主制的反对者，而官僚系则并不不排斥私有制和宪政民主制。必须强调，这一点具有巨大的历史性意义，并且会在今后的民主化进程中强烈的反映出来。
5，红后代的总人数比官僚系少得多，而且只会越来越少，其社会基础也会越来越薄弱，因为凡是发不了财、做不了官、成不了人上人的红后代落架的凤凰不如鸡，不仅不被自己人承认，也不被普通民众当回事，而能够左右党政军财权力以及掌握一定话语权的红后代，本身也在分化之中；相反，官僚体系中官僚系已经是主体，而且很多红后代也慢慢游离红后代群体而成为一般官僚，所以，官僚系的社会基础远比红后代强大。
四、中国红后代和官僚体系的未来
如果以上分析言之无大缪，那么，要推断今日中国红后代与官僚系以及整个官僚体系的未来就不那么困难了。
首先，近期看红后代如何作为，中远期看官僚系怎么顺应历史潮流。红后代不仅有魄力，而且有保卫红色江山的使命感，加上又拿回了最高决策权，因此，它的敢作敢为作风一时会以反腐特色令官僚系闻风丧胆，近期它还会以改革的名义主导政坛。但是，主导红后代的并非胡德平之类的普世派，而反腐终究是当今世界政治领域的次高点，“保江山”的做法即背离世界潮流，也缺乏社会基础。这样，红后代后力不济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在官僚体系的内讧中，太子党最终也无法离开作为其政治基础的官僚系。
官僚系不是一个简单的派系，它是中国几千年官僚体系的延伸，尽管二十世纪中国官僚体系有两大断层，但只要国家回归比较正常的管理轨道，就需要知识化、专业化、高效化，和传统官僚没有本质区别的新官僚就会应运而生。他们虽然谨小慎微、唯利是图、无法直接形成一个菱角分明的强悍团伙，却结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官相卫的利益集团，在为统治者服务的同时尽可能的捞取自己的好处。在统治者和他们利益一致时，他们是统治者的牢固基础，但是，目前的形势是统治者“保江山”的做法背离世界潮流，必然会被历史抛弃，官僚体系却是新时代必不可少的，这样，他们的利益和红后代的利益必然发生根本冲突，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在某个时候开始和红后代分道扬镳是必然的。
总之，红后代统治中国离不开官僚体系，也离不开他们蔑视的官僚系，但是，官僚系离开了红后代却不仅能活下去，而且会活得更好，这就决定了无论红后代近期怎么叱咤风云，最后，还是官僚系的作为更大。
其次，谁打出宪政牌谁就能争得历史主动权。在市场经济走向成熟，市民社会必然崛起的今天，仍然掌握着最高权力的红后代还有一个最后的机会。孙立平教授“五年看改，十年看革”的说法不一定准确，但是其精神实质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红后代如果有足够的理智，就会从当代政治的第二战略制高点（反腐）向第一制高点（宪政）挺近，只要走出这一步，红后代就能争得历史的主动权，不用担心被迅速边缘化甚至像满清王朝的八旗子弟一样被迅速掩埋。
今日中国的官僚系作为官仓硕鼠的产生机理和红后代打天下坐天下的产生机理完全不同，因此，它绝不可能和红后代在观念体系和利益关系上保持高度一致，而习近平这次变策的一个重要诱因，正是太子党和官僚系的治国理念差异，更不要说他们之间还有重大的利益冲突。
有必要大力强调：私有制以及宪政是官僚系必然追求的，这样，只要红后代不及时打出宪政牌，那么，在反腐重压下的官僚系必然推出自己的政治代表，在某个时候打出宪政牌来压倒红后代的反腐牌。
红后代继承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遗产是和宪政格格不入的，因此，它打出宪政牌的概率很小，全靠其最高掌权人的英明决断。相反，官僚系打出宪政牌是必然的，因此，只要红后代的总舵主贻误战机，那么，官僚系在关键时夺取了当代政治的第一战略制高点（宪政）就能立即使红后代永远出局。
第三，转型的关键时期统治政党会四分五裂。当下的腐败是一种弥散性的系统腐败，靠专制权力反腐不会成功。当前的反腐其实是不同派系的政治绞杀。当局的变策只是为彼此间的权力争斗寻找砝码。
今日中国，一元化权力式微、多元化格局形成已经朗如日月。中共党内除了红后代和官僚系的区分外，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宪政派和专制派，以及其他种种按观念划分、按利益划分、按出身划分的派系、按地区划分的派系。这些派系在今天能勉强维持统一，只因为一元化统治还没有最后崩溃，而目前的社会形势已经是风雨飘摇神州板荡，虽然无法预期临界点在哪里，但任何人都可以感知到这个临界点正日益临近。因此，历史上王朝末期的土崩瓦解局面随时会到来。所谓土崩，就是民叛，所谓瓦解，就是官叛。今日中国的官叛和从前的一个区别就在于统治政党会四分五裂。也就是说，一旦形势失控，中共内部的地方势力、宪政派、团派、财阀派、知识精英等等都可能脱离以红后代为轴心的一元化控制，纷纷自立门户组织政党。
第四，官僚系会组成最大的非共政党之一。一元化瓦解的直接原因，可能是社会经济形势失控，可能是官僚系的反击，也可能是红后代决策人自己做出了历史进步的正确决策（虽然这个可能性极小）。总而言之，中共的瓦解本身是不可避免的。瓦解局面一旦出现，我们当然希望中共党内的宪政派能成为民间以外的最大势力。然而，我们却不能用一厢情愿代替科学分析。政治毕竟是利益的争夺和分配，绝不可能直接按照人们的善良愿望行进。这样，一旦一元化专制统治瓦解，决定形势的具体变化的并不是崇高的理念，也不是一般的人心向背，而是各个政治力量所掌握的硬实力。这种情况下，“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红后代只占官僚体系的百分之几，他们的“保江山”完全违反世界潮流，因此，只要一元化专制瓦解，他们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必然会走向式微：如果是红后代决策人自己做出了走向宪政的正确决策，那么，红后代的生命力就会长远一些，如果瓦解直接因为和红后代的决策对立的因素形成，那么红后代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生命力就会戛然而止。
红后代中的宪政派更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在官僚系里也难以找到多少同道，因为今日中国官僚系已经高度利益化，他们选择宪政绝不是因为理念，而只是因为利益，这样，对于可能过于理想主义而和官僚系利益脱节的红后代中的宪政派，在中共瓦解之后想在原体制内的政治力量中找到多少同盟者，恐怕绝不容易。原体制内的人马在中共一元化权力瓦解之后，能形成实力最强大的政党者非原官僚系莫属。
今日中国庞大的官僚系统（指依附于官僚制度的几千万公职人员），虽然和帝制时代的官僚系统相隔着巨大的历史断层，但从文化学上说是一脉相承的，那即是利益勾结，官官相卫，结党营私。从前说结党营私还只是指官员们狼狈为奸捞取非法利益，在多党制成为必然的情况下，他们真正有条件为了自己的私利结成现代政党了。
“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苏联瓦解后，以普京为首的前苏联官僚系就组成了最大的反共政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也就是统一俄罗斯党。由于今天的中国继续在斯大林模式的轨迹上运行，因此，一旦中共崩溃，中国的官僚系另组政党是必然的，而且，为了捍卫他们庞大的私人财产，他们必然和普京的党一样成为“非共”政党——姑且不说是反共政党。
五、红后代的两种可能结局
中国的红后代只是伪贵族，因为它并不像英国之类贵族传统深厚的国家历史悠久，人家不仅从来自命高人一等，而且有尊严，有信誉，有担当，中国的红色队伍是叫人鄙视的穷棒子出身，曾经长期与匪为伍，以盗为荣，标榜“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打下江山，却视为自己的私产，因此，他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任何真诚和信誉可言，在社会生活中，他们绝大多数也唯利是图，毫无责任心，因此，想在未来取得英国贵族今天的地位毫无可能。换句话说，从政治上讲，这是一个不久就会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一股浊水，历史包袱太重，无法不成为历史过客，区别只如前所述，主动认同宪政则存活时间长一些，被宪政碾压过去则迅速灰飞烟灭。
第七、民主转型进程中，使中国官僚体系现代化任重道远
无论历史怎么演化，今日中国的官僚系再也不会像共产党暴力夺权后摧毁民国时代的官僚体系那样覆灭，相反，他们将始终是中国社会最强大的政治势力。这样，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无论其作用之正反，当今中国的官僚系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它的正面作用会大大推进民主进程，它的负面作用会使民主制度建设极为艰难。
本文所谓的官僚系是中国官僚体系的主体部分，离开了它，今日中国就会倒退到丛林社会，倒退回草莽英雄称霸的时代，原因在于，今日中国的社会精英尤其是管理精英绝大部分在官僚体系之中，他们也是中国社会最强大的势力之一，客观上社会转型本身很大程度上就得由他们决定。
这样，只有在官僚系和红后代决裂的时候，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才会大大加速。具体地说，只有在经济危机爆发、社会完全失控、公民力量大规模崛起的情况下，唯利是图、老谋深算的官僚系中，才会有新的袁世凯跳起来摘取成熟的政治多元化果实，也就是给一元化统治釜底抽薪或者说致命一击。届时，官僚系必然通过高举宪政大旗、强烈要求保护私有财产、坚决反对共产主义来强夺当代政治的第一制高点，从而号令天下，并且凭着中国社会最雄厚的经济实力、人才实力、组织实力，组成强大的官僚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多元化条件下继续主导中国政坛，至少可以成为几大最重要的政党之一，拼命维护自己的各项特权。也就是说，官僚系会在形势变化时顺应宪政潮流，但是，也绝不会在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推动转型。同样的，今日中国官僚体系一大二贪三黑的问题也绝不可能靠官僚体系自己来解决，只能靠全面的制衡机制一步步消解。因此，瓦解一元化统治上，官僚系会在形势对自己有利时挺身而出。但是，在多元化局面形成以后，他们仍然会千方百计反对权利平等要求，极力维护自己不正当的特权。多元化政治格局本身从一开始来看，也只能有限的自然消融其大，暴露其贪黑。
如前所述，怎么样克服官僚制度的负面效应，一直是中国社会无法解决的难题，而这些负面效应的一目了然的表现形式，就是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官僚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官僚阶层就是中国社会的毒瘤，它不事生产，效率低下，自我膨胀，吸尽这个社会的鲜血，严重阻碍这个社会的进步。这样，对迈入了多元化大门的中国来说，如何把仍然占据中国政坛大半壁江山的官僚系和整个官僚制度改造成宪政民主制下完全受正当法律约束的官吏制度，仍然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课题，仍然需要十分漫长的的过程。但是，只要确立了宪政框架，包括编制在内的权力扩张即一大二贪三黑问题必然会得到强有力的遏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都会从根本上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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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无论当今世界还是我们中国，问题绝不是要不要政府，而是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具体地说，是要一个骑在民众头上为所欲为的坏政府、大政府，还是要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好政府、小政府，相应的，前文已经说明：中国不是不需要官僚体系，而是需要一个符合商业文明时代要求的官僚体系。
符合商业文明时代要求的官僚体系，应该由什么样的官僚组成？韦伯认为，所有官僚必须是这样的人：“1.他必须对从事的事业保持充沛的热情，因为只有热情才是坚定信仰的主要心理前提。唯有如此，信仰及由信仰感召的行动才可获取它执着的始终如一的力量源泉。2.他还应该对从事的事业怀有持续的信仰。没有信仰的热情自然是十分浅薄的、缺乏独创性的。在信仰的召唤下，他的行动必然目标明确、意志坚决和负有深重的责任感及献身精神。3.他的行动必须体现出在信仰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某种均衡感。他不会因为现实限制而修正信仰，也不会由于信仰而无视现实；他不是鄙薄客观的超人，也不是随波逐流的庸人。当然，在个人意图的实现历程中，信仰应该始终处于统领与涵带的地位。”
热情、信仰、独创、目标明确、意志坚决、负有深重的责任感及献身精神，还有善于在信仰与客观现实之间取得平衡，这些品质只能存在于那些具有强烈事业心和使命感的官员身上，也只有这种官员“信仰始终处于统领与涵带的地位。”而当今中国官僚的最大问题，正是信仰缺失，心中只有个人利益，甚至被卑劣的官仓硕鼠心态主宰，这当然和商业文明时代的要求格格不入。
但是，无论官员还是民众，其群体性格主要是由制度模铸的，因为制度设计以什么为导向，官员和民众就会趋于某个方向。因此，在当前这种以潜规则实现个人非法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导向下，绝不会大批产生韦伯理想中的官僚。相反，只要商业文明的制度设计问题解决了，那么，像台湾民主化进程中那样，中国大陆官僚迅速演化为韦伯理想中的官僚是事有必至理有必然的。所以，只要发生宪政民主制取代现有制度的制度范式更替，中国官僚体系完成从官仓硕鼠向社会公仆的转变是必然的，虽然费时可能比一般国家和地区要更长一些。
2014年9月2日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