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抗暴
王军涛
今天在这里演讲这个题目,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但是我越来越觉得我好像不是对公众作这场演讲,是在继续我和一位朋友的对话,这位朋友叫郭飞雄。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维权运动中曾经出现过一批领军人物,像高智晟先生,大家都知道了,郭飞雄先生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领军人物,今天他还在监狱里,而且在所有这些入狱的维权人士中,他是最坚决,最勇敢的。今天,到底他会被判多少年刑,我们还不知道。
我今天谈的这个题目,起自与他在去年的对话。在美国的考察中,他给我讲了很多维权的故事。
二十一世纪的维权运动,对我来说是一个新课题,所以我就很希望从他那里多了解一些信息,那么我就讲到太石村,郭飞雄先生沉默了一下,问我说,“军涛,你注意到了吗?太石村跟其他底下维权运动有一个区别:那就是我们没用到暴力,国家动用了暴力,我们没有用暴力。”他说,在底下,只要抗争一起,就是家破人亡,那就是多少人断胳膊断腿,终身残废,要死人的。”
郭飞雄先生说,对于民间运动,我们面临一个最大的阻力就是,当国家滥用暴力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我们在考察美国的时候,美国人民用枪用炮去对付镇压他们的人,其实这个暴力话题,我们在回避,为什么回避呢,郭飞雄先生当时讲太石村的时候,他特意讲我们是没有暴力的。
后来郭飞雄先生回国,再次用和平的方式表达他的政见,但是,他再次被暴力投入监狱,而且在里面受了很多的酷刑。
这让我再次想到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暴力的话题。
我们这一代人,是非暴力的爱好者,是和平的爱好者,在我们读我们的民族历史的时候,最让我们感到不堪入目的,就是两千年,我们这个民族在暴力的压迫下,血流成河。
一百多年的中华民族现代史,一代一代的志士仁人,当他们高举改变中国的旗帜的时候,他们总是用暴力去对待他们的上一代,推翻他们上一代,直到到了文化大革命,把这个暴力用到了非常荒唐的一步。
所以到八十年代,当我们重新反思这个民族该怎么办的时候,非暴力,对暴力的极度厌恶成为我们一条政治原则。在这条原则下,才有了八十年代以后一波一波运动。
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们想一想,从魏京生先生到高智晟先生,从郭飞雄到刘晓波,他们都是非暴力主义的主张者,但是他们面对的都是暴力。
一九八九年,当学生和平走向街头的时候,当政府派来了坦克和二十万大军突然出现在北京街头的时候,北京的市民用和平的方式在半个小时内,把他们全部堵在了城外,这在全世界没有过。
明明是我们用和平的方式,结果遭到了暴力的镇压。
今年三月我遇到一个南非人,我们知道南非当时在争取独立的时候,他们流了很多血,一个事件就是几百人,我问他这样值吗?他说,“如果不这样我们不能表明:我们决不会在一种暴政下生活,不是我们用暴力,是对方用暴力镇压我们,凭什么要指责我们?”他说,“你们中国人也一定知道华盛顿,为什么他们不问问华盛顿,在这五年多的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在这五年中,为什么不走出丛林向英军投降?如果他要做了这一步还有今天的美国吗?”
当时我就想起来,我在美国跟郭飞雄走这段路的时候,我们都在回避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呢,今天这个问题其实不能回避。
八九年后反思,主流性的民意,对暴力的谴责,对学生的谴责,对八九运动中所谓策略问题的谴责,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我们为了回避暴力对政府一让再让,在九十年代唯一的反抗方式就是请愿,就是写信,有用吗?
其实我们今天看看,想一想,现在最大的镇压,二十一世纪最大规模的镇压就是对法轮功的镇压。一九八九年的镇压之后,当中国老百姓非常苦闷的时候,在中国政府已经不能够提供正常的医疗保障的时候,老百姓在民间通过各种方式希望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希望对这个世界的现实,哪怕用回避的方式缓解一下,通过自救的方式解决一下健康,最后结果是什么?是更大规模的镇压。
这不仅是法轮功,你到今天去看一看,只要你敢迈出政府的底线,这个政府的底线还不是什么中央政府的底线,就是地方一个小官僚小警察给你设置的底线,你遭到的就是暴力。
在九十年代后期,本来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很好的政治转型的机会,在全世界,从我们东边的东亚的台湾,南韩,跟我们文化上相近的,台湾还跟我们同文同种,一直到北边跟中国同意识形态同种的,都变了,但是中国没有变,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整个民族麻木到没有人能够提出来。
我们让步的结果是这个国家更腐败了,这个国家对暴力更滥用了。当时很多精英说,我们等一等,给中央一点时间,等经济发展好了,他们会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给了时间的结果是,所有的问题都更恶化,我们精英的保守心态,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1997年邓小平逝世,全世界国家都在进行转型的时候,中国人痛失转型的机会。
我们失去了一个机会,为什么?就是惧怕民众跟政府碰撞导致政府使用暴力。我们对于非暴力的渴望,对于对和平的渴望,已经到了别人要用暴力打你的时候,你还在想,我们有什么错误,我们有什么错误?郭飞雄有什么错误??那么那些成群在底下,每年数万群体事件中遭到镇压的那些老百姓有什么错误???地没有了,生存的条件没有了,说是先发展经济,解决生存权,但是,现实是:没有政治权利,我们什么权利都没有。
不错,这些人还是我们公民中的一少部份,但是这少部份是在扩大之中的,而且中国的差距是在拉大不是在缩小,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哪怕是御用文人的分析,哪个不是说,现实触目惊心?
就是我们还在出于对和平的渴望,放弃了我们本来该反抗的权利,但是,精英不管你怎么放弃你的权利,老百姓不会放弃,所以这才有每年在急剧发展的群体性的事件。
我们都知道中国老百姓非常老实,共产党说过,只要给老百姓一点饭吃,他们决不会造反。就是这么一批老实的老百姓,当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基本的权利,而去跟地方的黑社会政府碰撞的时候,每一次都遭到残酷的镇压。
我觉着,今天的题目非常好,公民抗暴是中国社会现实,政治现实,政治制度的必然选择。
我们想选择别的,想选择和平,想选择安全,我们也怕疼,我们也怕死,我们也怕坐牢,我们怕失去自由,怕妻离子散,怕家破人亡,但是我们怕了这一切,我们做了所有让步之后,暴力还是落到了我们头上。
去问问法轮功的那些信众们,他们是一群“扫地恐伤蝼蚁命”的人,最后结果是什么?他们受到的是最残酷的对待;再去问问那些老实巴交的村民。
所以我觉着现在中国人没有办法回避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滥用暴力的国家,一个警察,一个腐败的官员都可以滥用暴力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只能抗暴,如果我们不抗暴,那么我们只能遭到更大的暴力镇压和暴力虐待,其实,说是必然选择,你也别无选择,你无路可退。
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要有勇气,二要有信念,三,我们要说,我们热爱和平,热爱法制,热爱秩序,我们热爱用协商的方式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但是,只要政府使用暴力,我们就抗暴。
如果我们不这样,我们就会失去所有的东西,政府决不会因为我们回避暴力,他就减少使用暴力,恰恰相反,正如法国人所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腐败就是援用绝对的暴力,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必须勇敢地承担起一个使命。
中国的公民,或者来自中国的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公民,或者是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就应该站起来,制止政府的暴力。
今天郭飞雄先生即便写一个检查可以走出监狱,他还是逃脱不了暴力对他的终身的折磨,他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十三亿中国人的命运,他希望什么,今天潘晴先生作的一个全国抗暴联盟,其实就是他的一个想法,他说,如果中国的公民不能把民间力量联合起来去制止政府的暴力的话,其实我们什么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
让我们都行动起来,去制止政府的暴力,都行动起来抗暴!
王军涛在九月五日澳州纽省国会大厦演讲的节选(宋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