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的命令 － 关于许志永案不得不说的话
这几天晚上睡不着，打开笔记本电脑又合上，写了几个字又写不下去了。我在想是不是情绪中暑，后来发现是良心在命令。
这是要承认的现实：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强大的国家，这个政权越来越象一个魔兽，政治学意义上所说的利维坦。他可以抓捕十六个只是站在街头，个人举牌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可以抓捕一个发脾气开玩笑要炸建委的小姑娘。可以抓捕一个理性温和的许志永博士。他可以用疯狂的行为想让公民社会沉默。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税收，最强大的警察队伍，维稳的走狗队，五毛水军。对这样的一巨兽，我一个无权无势的公民，又能说什么，又能写什么，写了又有什么用？
有用，无用？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曾经是一个单纯的公民，胡佳案，谭作人案，三网友案……几乎每个不正义的拘禁公民案，我都发了声，但结果显示没有用。许志永案，我第一时间在茅于轼，笑蜀，王功权等发起的释放许志永签名榜上签了字。（这快成了今年的成人高考榜了）但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单独写篇文章。首先困扰我的是有没有用，因为这样的文章对我们个体百害无一利，何况没有用。特别知道了象笑蜀这样声援许志永的人都会被失踪，被请坐飞机。又知道郭玉闪的研究所被取缔的背后其实是对他“不要参与许志永案”的威胁。
我，一个小小的公民，说话既没有笑蜀兄对公民社会开阔的眼界，足为中间阶层的代言。我写这篇文章有何用？
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个国家是强大吗？不是，是僵大。确实很有力量，但没有柔性没有活性，已经到了连温和理性的中间力量都要抓的程度。有什么能改变？还不是看着它一路死下去，简称“作死”。我想国家机器是由人组成的，唯一可能改变的是人性，如果多一些人性，机器就不会那么僵大。我们没办法改变机器，但可以唤醒人性。
在许志永案的暴行面前，每个公民不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就无法唤醒人性，只能引发更多的麻弊，就象我这些天来感受到自己的内心一样。
我能为吴虹飞发言，能为郭玉闪发言，为什么不能为许志永说话，我的逻辑无法自圆。
我们的敌人不是政权，而是机器化。
如果公民之间不能相互守望，不能相濡以沫，不能形成正义的良知判断，不能形成民间自己的坐标，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失败，而不是能不能救出许博士。
我不能容忍自己成为一个失败的公民。我们患得患失的东西，比如工作，安全，我和马云，我和柳传志，我和王石，其实是一样的。他们本钱大，我本钱小，但都是我们全部本钱。这些本钱的威胁让我们沉默，我虽然不至于说出什么“邓伯伯做了正确的事”之类恶心的话，但这种道德上的沉没（沉默）不是一样的吗。
笑蜀说抓许志永的事是公安部副部长傅东华[编者注：应为傅政华]操办的。我想即使是习先生亲自指挥，政治局全体成员批准通过，也不能阻止我对这件事的谴责。
我在做无用的事吗，这关乎我内心的自由，关乎我能否重新成为单纯的公民，公民不做生意，公民本着良心发言。
我实在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所以内心的自由与宁静是我看重的。
我不高兴了，因为这关于我的公民尊严，如果我们对许志永案不说话，公民社会尊严哪去了，公民社会已没有退路，笑蜀说“鞭子一举，我们就溃散吗？”不。那些高谈宪政却对许志永案不发声的知识分子，你们不懂宪政。
在这样的社会，谁又能有安全感呢，体制内的官员同样不安全。真正的安全不是来自国家机器的强大（僵大），而是来自人与人根本的信任与友爱。就象缅甸军政府竟向一个昂山素姬夫人妥协，其实有很实际的理由，这样的夫人当权不会仇杀不会报复。
所以再强大的机器，你们必须向公民社会，向温和美好的信任的常态政治投降。
而当政者要明白，消灭中间的温和公民社会，你就是取消了安全带，降落伞。在玩火，在自焚。
而公民们则要明白，最近流行“再不反抗，我们就老了。”其实反抗还是一个二元境界，不如改称“再不自由，我们就老了。”让自由提升我们至和平的内心，想说的就说，想叫就叫，世界本来就这么简单，公民本应这么单纯。
狐狸，刺猬，还是野猪？
最近在读金雁写的《红轮》讲的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里面提到知识分子的分类。一类是狐狸，有很高的智慧与自由倾向，也知普世的价值，但明智保身的贵族，既离不安全远远的，也离民间远远的，指望着沙皇的政治改革，沙皇不改革，只会自哀自怜。一类是刺猬，出身低层，有很高道德要求，但火气十足，基于仇恨。他们认定社会的改变只有推翻不平等的制度。只有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
当沙皇拒不改革，或者在改革不改革摇摆时，狐狸与刺猬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狐狸描述的幻象被不改革的沙皇刺破时，刺猬就向民众兜售阶级斗争的灵丹妙药。最后将俄国推向共产主义的深渊。
当今的中国何其相象！而改变未来的悲剧，是需要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出现野猪型的人物。这是郭玉闪首先提到的，我的理解是，野猪型知识分子，来自民间，有野气，不看皇上脸上，不指望朝上的变革，但欢迎政府变革，而不是否定变革的有理性。（刺猬则一味咒骂变革，甚至觉得政府变革，会解缓矛盾，推迟革命的发生）。政府不改革，也不会一味绝望，致力于公民社会，致力于民间维权。最重要的是野猪要改变多年的恨与唯物的功利文化。就象玉闪是一个恂恂然的儒者，知永[编者注：原文如此]是一个基督徒[编者注：尚待求证]，我们需要在传统文化中重新发现道德的力量。野猪和刺猬一样有愤怒，但这种愤怒不是基于人与阶级，而是基于爱与宽容，对人的爱，并不阻碍我们对罪恶的仇火，野猪不是道德上的虚无主义者，也不是不宽容的教条主义者，深昧人性。野猪元气淋漓，一身正气，有仁者之怒，但知道谈判，妥协与共和。这正是中国新公民运动的未来。
这二十多年来，多少知识分子因为甘当狐狸而蹉跎岁月，既没有迎来希望的变革，也在蹉跎中消耗了自己的潜力。这才是世上最可悲的事。我们有一身才干，不卖与帝王家，照样可以做很多事。
而民间的知识分子，虽不是刺猬，也要警惕刺猬的毛病。最近一些朋友互相网上吵架，吵架打架就算了，还带上自己的娘。弄得极不团结。有的还说“民主后杀你全家！”这种荒唐透顶的话。也真不想想这种局面是谁最喜欢看的。因为这些矛盾，在需要团结时团结不起来。比如许志永案。你们那些吵架的鸡毛事，过了二三年谁又能记得，应当发出的怒火却变成窝中斗。各个击破是你们必然的命运。还不醒醒？
是个男人，要么决斗，要么就骂娘向对方道歉。婆婆妈妈，烦不烦。
街头运动有道理，没道理？
现在谈许志永案根本性问题，当局对街头运动是恐惧的，所以三网友案中，上街的几位网友被抓了，茉莉花运动中抓了更多的人。许志永案抓了十六人，当局对知识者赞动民众街头表达明显是恐惧的。虽然仅仅是官员财产公示这个和意识形态关系不大的诉求，这可以理解成当局的过激反应。对于街头运动，公共知识分子的看法不一致。这也是一部分知识分子不表达的原因。
当局害怕街头政治，因为中共正是街头政治起家的。而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讨厌街头政治也是同一起因。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地在国统区鼓动学生闹学潮，故意制造混乱，国民党政权也不会这么快在从改良希望变成革命呼唤过程中丧失。另一方面街头政治如果操控不好，确实容易造成政局混乱，最后导致改革的失败与不可能。
但我们无法回避街头政治，因为如果我们对公民权利有基本认识对公民本能有基本信任，街头政治不可避免。我在台湾问台湾大学生：“你们台湾公民课怎么上啊。”一个学生说“很简单，通过合种合法渠道表达我们的诉求”“如果不接受呢”“那就上街抗议”。所以公民的道理很简单。
禁街头政治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孩子被撞痛了，就打桌子。最近的民间维权，特别是环保维权，都是街头政治的表现。所以当局抓许志永其实并不明智，是出于对未来街头政治的恐惧。但抓了许志永能消灭街头政治吗？消灭不了。反而导致更坏的结果，抓了温和的，可以主导谈判的中间公民力量，要么使街头政治更加无序，混乱，暴力化。要么象当年一样，街头政治被别用用心的，力图暴力推翻政府的人利用。对于一个政权，抓许志永，可解一时之恨，消一时之患，却后患无穷。
在未来的中国社会，静态平衡已不可能，“大家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可能吗，你政府没有那么大威信，虽然警察与维稳队伍强大，但你看不住每一个人。所以中国只可能走向动态平衡，就是各个利益团体通过合法，和平的非暴力的冲突争取权利与利益制衡。这就需要政府对公民社会有深切的理解，而不是一味害怕。
我举一个调研中的例子。东莞与深圳都是加工业发达城市，有很多工厂工人也有许多劳资矛盾，东莞完全禁绝一切劳工组织的活动，深圳则适度开放，有不少香港与本工的工人组织以俱乐部，法律调解处等形式存在。结果东莞工人一闹事，往往是打砸机器，堵街。而深圳因为有工人组织，这样的机率是大大降低。为什么？人是理性的，只要能公开负责任地维权，必定从自身利益考虑温和谈判（即使这过程 中有冲突张力，为了利益也要走到谈判这一步）。而东莞，合法的工人组织没有了，但街头政治还在啊，工人们往往以秘密同乡会来组织，人躲在人群中，往往倾向于暴力与情绪化。而消灭了希望的运动，只会引来疯狂的报复与毁灭。
所以没有许志永这样的人，也许未来政府面对街头政治，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谈判的人，可以安定群体情绪的人，这样的情况才是真正可怕的。
所以高明的政治家明白，重要的是培养反对派。这样是共赢。
象许志永这样的反对者，有法律上的知识，既致力于孙志刚案取消收容制度，对民间底层有同情心，对当政者有体 谅心，又坚持独立之立场。每一个人职责不一，我是一个喜欢案头工作的人，但对有良知的从事街头工作的行动者保有敬意。
我对许志永的新公民运动所知甚少，但在采访《中国猛博》时和他谈过一次，其本质是温和的公民组织行为，特别想说的是，他并不是为了上街而上街的，街头表达只是公民们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一个环节，他并没有故意制造混乱，也没有引起实际上的混乱。什么“扰乱公共秩序”，真是欲加之罪。官员财产公示，不是很应当的吗？哪个正常社会不该执行？我实在看不出有抓他的必要，抓他既不理性，也是可耻的。许志永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但也是讲理的人，他不妥协可能是不妥协于非法手段。许志永比较自我，所以也会犯错误，比如钱云会案，错就很大。但是他的新公民运动，我真是横看竖看，除了策略可以商量，看不出错在哪。而且声援他的两千多人，许多是我敬重的师长，他们也均是温和的公共知识分子与普通公民。有必要得罪这个社会中间力量吗，任何一个高明的统治者都不会做这种事啊。
胡温新政开头是以许志永三博士上书取消收容制度开始，当时可谓大得民心，而现在新政竟以抓许志永来开头,只能显示治者不敢直面现实问题，心胸越来越虚弱，究竟是谁在做败局的事？给政府添乱，人为割绝公民社会与当局？当政诸公，明查小人。
以上就是我要求释放许志永和他被抓的十二同仁的个人理由。我不是学者，也不是什么名人，只是看到因果，害怕因果，所以说这些话。到这个时间，我想还是别说什么表态的话，漂亮的话，说点实在的话吧，这是良心的命令。
昂山素姬说过：“勇敢并不是不害怕，而是双膝发抖仍然往前走。”
中国公民社会能不能向前走，取决于我们每个公民能不能往前走。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不能免除我们向前走的权利。用被失踪，被取缔的方法是流氓行为，请记住你是一个在世界上获得经济成功的一个堂堂政权，怎么可以使用土匪战术？黑社会手段？不是太低级了？安全感太差了。
人民不跪做公民。公民社会是一个让人有安全感的社会机制，它落实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每一个公务员，政治人物，警察都将在公民社会中忘记被报复被仇恨的恶梦。如果这在中国还仅是一个梦，我觉得比空泛的中国梦还是强很多。愿更多的中国人做这个梦。中国的整体进步没有捷径，就象海水融化冰山，没有奇迹，只取决于人心的温度，我们有足够的公民社会人群，海水才有足够的温度，否则冰山不会融化，只会冻死先行的人。没有公民社会，就没有足够的温度。既使冰山瓦解，也可能有新的冰山又冻出。历史就在那儿写着呢。
2013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