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的命令 - 关于许志永案不得不说的话
这几天晚上睡不着,打开笔记本电脑又合上,写了几个字又写不下去了。我在想是不是情绪中暑,后来发现是良心在命令。
这是要承认的现实: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强大的国家,这个政权越来越象一个魔兽,政治学意义上所说的利维坦。他可以抓捕十六个只是站在街头,个人举牌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可以抓捕一个发脾气开玩笑要炸建委的小姑娘。可以抓捕一个理性温和的许志永博士。他可以用疯狂的行为想让公民社会沉默。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税收,最强大的警察队伍,维稳的走狗队,五毛水军。对这样的一巨兽,我一个无权无势的公民,又能说什么,又能写什么,写了又有什么用?
有用,无用?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曾经是一个单纯的公民,胡佳案,谭作人案,三网友案……几乎每个不正义的拘禁公民案,我都发了声,但结果显示没有用。许志永案,我第一时间在茅于轼,笑蜀,王功权等发起的释放许志永签名榜上签了字。(这快成了今年的成人高考榜了)但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单独写篇文章。首先困扰我的是有没有用,因为这样的文章对我们个体百害无一利,何况没有用。特别知道了象笑蜀这样声援许志永的人都会被失踪,被请坐飞机。又知道郭玉闪的研究所被取缔的背后其实是对他“不要参与许志永案”的威胁。
我,一个小小的公民,说话既没有笑蜀兄对公民社会开阔的眼界,足为中间阶层的代言。我写这篇文章有何用?
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个国家是强大吗?不是,是僵大。确实很有力量,但没有柔性没有活性,已经到了连温和理性的中间力量都要抓的程度。有什么能改变?还不是看着它一路死下去,简称“作死”。我想国家机器是由人组成的,唯一可能改变的是人性,如果多一些人性,机器就不会那么僵大。我们没办法改变机器,但可以唤醒人性。
在许志永案的暴行面前,每个公民不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就无法唤醒人性,只能引发更多的麻弊,就象我这些天来感受到自己的内心一样。
我能为吴虹飞发言,能为郭玉闪发言,为什么不能为许志永说话,我的逻辑无法自圆。
我们的敌人不是政权,而是机器化。
如果公民之间不能相互守望,不能相濡以沫,不能形成正义的良知判断,不能形成民间自己的坐标,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失败,而不是能不能救出许博士。
我不能容忍自己成为一个失败的公民。我们患得患失的东西,比如工作,安全,我和马云,我和柳传志,我和王石,其实是一样的。他们本钱大,我本钱小,但都是我们全部本钱。这些本钱的威胁让我们沉默,我虽然不至于说出什么“邓伯伯做了正确的事”之类恶心的话,但这种道德上的沉没(沉默)不是一样的吗。
笑蜀说抓许志永的事是公安部副部长傅东华[编者注:应为傅政华]操办的。我想即使是习先生亲自指挥,政治局全体成员批准通过,也不能阻止我对这件事的谴责。
我在做无用的事吗,这关乎我内心的自由,关乎我能否重新成为单纯的公民,公民不做生意,公民本着良心发言。
我实在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所以内心的自由与宁静是我看重的。
我不高兴了,因为这关于我的公民尊严,如果我们对许志永案不说话,公民社会尊严哪去了,公民社会已没有退路,笑蜀说“鞭子一举,我们就溃散吗?”不。那些高谈宪政却对许志永案不发声的知识分子,你们不懂宪政。
在这样的社会,谁又能有安全感呢,体制内的官员同样不安全。真正的安全不是来自国家机器的强大(僵大),而是来自人与人根本的信任与友爱。就象缅甸军政府竟向一个昂山素姬夫人妥协,其实有很实际的理由,这样的夫人当权不会仇杀不会报复。
所以再强大的机器,你们必须向公民社会,向温和美好的信任的常态政治投降。
而当政者要明白,消灭中间的温和公民社会,你就是取消了安全带,降落伞。在玩火,在自焚。
而公民们则要明白,最近流行“再不反抗,我们就老了。”其实反抗还是一个二元境界,不如改称“再不自由,我们就老了。”让自由提升我们至和平的内心,想说的就说,想叫就叫,世界本来就这么简单,公民本应这么单纯。
狐狸,刺猬,还是野猪?
最近在读金雁写的《红轮》讲的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里面提到知识分子的分类。一类是狐狸,有很高的智慧与自由倾向,也知普世的价值,但明智保身的贵族,既离不安全远远的,也离民间远远的,指望着沙皇的政治改革,沙皇不改革,只会自哀自怜。一类是刺猬,出身低层,有很高道德要求,但火气十足,基于仇恨。他们认定社会的改变只有推翻不平等的制度。只有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
当沙皇拒不改革,或者在改革不改革摇摆时,狐狸与刺猬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狐狸描述的幻象被不改革的沙皇刺破时,刺猬就向民众兜售阶级斗争的灵丹妙药。最后将俄国推向共产主义的深渊。
当今的中国何其相象!而改变未来的悲剧,是需要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出现野猪型的人物。这是郭玉闪首先提到的,我的理解是,野猪型知识分子,来自民间,有野气,不看皇上脸上,不指望朝上的变革,但欢迎政府变革,而不是否定变革的有理性。(刺猬则一味咒骂变革,甚至觉得政府变革,会解缓矛盾,推迟革命的发生)。政府不改革,也不会一味绝望,致力于公民社会,致力于民间维权。最重要的是野猪要改变多年的恨与唯物的功利文化。就象玉闪是一个恂恂然的儒者,知永[编者注:原文如此]是一个基督徒[编者注:尚待求证],我们需要在传统文化中重新发现道德的力量。野猪和刺猬一样有愤怒,但这种愤怒不是基于人与阶级,而是基于爱与宽容,对人的爱,并不阻碍我们对罪恶的仇火,野猪不是道德上的虚无主义者,也不是不宽容的教条主义者,深昧人性。野猪元气淋漓,一身正气,有仁者之怒,但知道谈判,妥协与共和。这正是中国新公民运动的未来。
这二十多年来,多少知识分子因为甘当狐狸而蹉跎岁月,既没有迎来希望的变革,也在蹉跎中消耗了自己的潜力。这才是世上最可悲的事。我们有一身才干,不卖与帝王家,照样可以做很多事。
而民间的知识分子,虽不是刺猬,也要警惕刺猬的毛病。最近一些朋友互相网上吵架,吵架打架就算了,还带上自己的娘。弄得极不团结。有的还说“民主后杀你全家!”这种荒唐透顶的话。也真不想想这种局面是谁最喜欢看的。因为这些矛盾,在需要团结时团结不起来。比如许志永案。你们那些吵架的鸡毛事,过了二三年谁又能记得,应当发出的怒火却变成窝中斗。各个击破是你们必然的命运。还不醒醒?
是个男人,要么决斗,要么就骂娘向对方道歉。婆婆妈妈,烦不烦。
街头运动有道理,没道理?
现在谈许志永案根本性问题,当局对街头运动是恐惧的,所以三网友案中,上街的几位网友被抓了,茉莉花运动中抓了更多的人。许志永案抓了十六人,当局对知识者赞动民众街头表达明显是恐惧的。虽然仅仅是官员财产公示这个和意识形态关系不大的诉求,这可以理解成当局的过激反应。对于街头运动,公共知识分子的看法不一致。这也是一部分知识分子不表达的原因。
当局害怕街头政治,因为中共正是街头政治起家的。而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讨厌街头政治也是同一起因。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地在国统区鼓动学生闹学潮,故意制造混乱,国民党政权也不会这么快在从改良希望变成革命呼唤过程中丧失。另一方面街头政治如果操控不好,确实容易造成政局混乱,最后导致改革的失败与不可能。
但我们无法回避街头政治,因为如果我们对公民权利有基本认识对公民本能有基本信任,街头政治不可避免。我在台湾问台湾大学生:“你们台湾公民课怎么上啊。”一个学生说“很简单,通过合种合法渠道表达我们的诉求”“如果不接受呢”“那就上街抗议”。所以公民的道理很简单。
禁街头政治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孩子被撞痛了,就打桌子。最近的民间维权,特别是环保维权,都是街头政治的表现。所以当局抓许志永其实并不明智,是出于对未来街头政治的恐惧。但抓了许志永能消灭街头政治吗?消灭不了。反而导致更坏的结果,抓了温和的,可以主导谈判的中间公民力量,要么使街头政治更加无序,混乱,暴力化。要么象当年一样,街头政治被别用用心的,力图暴力推翻政府的人利用。对于一个政权,抓许志永,可解一时之恨,消一时之患,却后患无穷。
在未来的中国社会,静态平衡已不可能,“大家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可能吗,你政府没有那么大威信,虽然警察与维稳队伍强大,但你看不住每一个人。所以中国只可能走向动态平衡,就是各个利益团体通过合法,和平的非暴力的冲突争取权利与利益制衡。这就需要政府对公民社会有深切的理解,而不是一味害怕。
我举一个调研中的例子。东莞与深圳都是加工业发达城市,有很多工厂工人也有许多劳资矛盾,东莞完全禁绝一切劳工组织的活动,深圳则适度开放,有不少香港与本工的工人组织以俱乐部,法律调解处等形式存在。结果东莞工人一闹事,往往是打砸机器,堵街。而深圳因为有工人组织,这样的机率是大大降低。为什么?人是理性的,只要能公开负责任地维权,必定从自身利益考虑温和谈判(即使这过程 中有冲突张力,为了利益也要走到谈判这一步)。而东莞,合法的工人组织没有了,但街头政治还在啊,工人们往往以秘密同乡会来组织,人躲在人群中,往往倾向于暴力与情绪化。而消灭了希望的运动,只会引来疯狂的报复与毁灭。
所以没有许志永这样的人,也许未来政府面对街头政治,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谈判的人,可以安定群体情绪的人,这样的情况才是真正可怕的。
所以高明的政治家明白,重要的是培养反对派。这样是共赢。
象许志永这样的反对者,有法律上的知识,既致力于孙志刚案取消收容制度,对民间底层有同情心,对当政者有体 谅心,又坚持独立之立场。每一个人职责不一,我是一个喜欢案头工作的人,但对有良知的从事街头工作的行动者保有敬意。
我对许志永的新公民运动所知甚少,但在采访《中国猛博》时和他谈过一次,其本质是温和的公民组织行为,特别想说的是,他并不是为了上街而上街的,街头表达只是公民们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一个环节,他并没有故意制造混乱,也没有引起实际上的混乱。什么“扰乱公共秩序”,真是欲加之罪。官员财产公示,不是很应当的吗?哪个正常社会不该执行?我实在看不出有抓他的必要,抓他既不理性,也是可耻的。许志永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但也是讲理的人,他不妥协可能是不妥协于非法手段。许志永比较自我,所以也会犯错误,比如钱云会案,错就很大。但是他的新公民运动,我真是横看竖看,除了策略可以商量,看不出错在哪。而且声援他的两千多人,许多是我敬重的师长,他们也均是温和的公共知识分子与普通公民。有必要得罪这个社会中间力量吗,任何一个高明的统治者都不会做这种事啊。
胡温新政开头是以许志永三博士上书取消收容制度开始,当时可谓大得民心,而现在新政竟以抓许志永来开头,只能显示治者不敢直面现实问题,心胸越来越虚弱,究竟是谁在做败局的事?给政府添乱,人为割绝公民社会与当局?当政诸公,明查小人。
以上就是我要求释放许志永和他被抓的十二同仁的个人理由。我不是学者,也不是什么名人,只是看到因果,害怕因果,所以说这些话。到这个时间,我想还是别说什么表态的话,漂亮的话,说点实在的话吧,这是良心的命令。
昂山素姬说过:“勇敢并不是不害怕,而是双膝发抖仍然往前走。”
中国公民社会能不能向前走,取决于我们每个公民能不能往前走。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不能免除我们向前走的权利。用被失踪,被取缔的方法是流氓行为,请记住你是一个在世界上获得经济成功的一个堂堂政权,怎么可以使用土匪战术?黑社会手段?不是太低级了?安全感太差了。
人民不跪做公民。公民社会是一个让人有安全感的社会机制,它落实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每一个公务员,政治人物,警察都将在公民社会中忘记被报复被仇恨的恶梦。如果这在中国还仅是一个梦,我觉得比空泛的中国梦还是强很多。愿更多的中国人做这个梦。中国的整体进步没有捷径,就象海水融化冰山,没有奇迹,只取决于人心的温度,我们有足够的公民社会人群,海水才有足够的温度,否则冰山不会融化,只会冻死先行的人。没有公民社会,就没有足够的温度。既使冰山瓦解,也可能有新的冰山又冻出。历史就在那儿写着呢。
2013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