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为四五一代的最高峰
陈永苗
陈子明为四五一代的最高峰,他在四五一代之中,也在四五一代之外,是四五一代最具有超越性,走的最远因此把四五一代的外延带到最远的地方。陈子明的张力极大,其提出”改革已死 宪政当立”就是明证,甚至可以说他完全跳出了四五一代,跳出了49秩序。陈子明2009年4月5日谈《民国背影》之十,提倡回到民国看中国。他说,我希望“60后”、“70后”的朋友,能够做得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好,写出更有新意的东西。我认为“60后”张耀杰、“70后”陈永苗他们对历史的看法是有一些创见的,他们强调要回到民国看中国。
陈子明的“改革已死宪政当立”,与我的“改革已死民国当归”,我的理解是民国就是宪政,宪政就是民国。作为四五一代,他可能觉得宪政目标当立,而不固定化抵达目标的路径,革命与改良,民国回归与大陆自己改造都行,是最大程度统战获取党内外健康力量支持的。而我觉得宪政目标已经是无条件的,不需要论证其合法性的,当下既需要解决的路径,直接让最总体的路径在公共视野中在场,而不是搁置悬空起来,如此才能安慰四五一代以外的人焦虑。
四五一代觉得智珠在握,已经很少被焦虑控制了,他们觉得剩下的是时机与说服问题,是同一类熟人自己人之间的道德说理问题,把复杂尖锐的政治问题,简化为认识和道德问题。而陈子明身上的张力,足以让自己摆脱这一些时代局限性。
陈子明孤高峰独立,文革中后期,其认识已经是放在当下都极为彻底的政治自由主义。其高产,其对当代中国问题的把握和推动,是为当代之”梁启超”,这个我在《2010年后改革人物》都就如此评语。 我评价陈子明说,民间政治领域梁启超式的人物,以真名和笔名出现的文章,引领各时代的思潮。一个坚定的政治自由主义者,早在三十多年前文革后期知青思想部落的活动中,陈子明已经为抵达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内核,凤毛麟角的几个人之一。90年代以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名头,名闻于世。三十年如一日,在政治自由主义内核中启蒙写作思考。陈子明经历四五运动,八十年代末的运动,乃至今天的维权运动,是为民间政治的龙骨之一。 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一种在庙堂之高,或者附近。一种在江湖之远。如何站队问题,或者内心如何站队,已经刻不容缓。如今一个改革共识破裂的时代,应该走出书斋奔向田野,还是应该保皇,这很急迫。在体制内就等于在历史法庭上自定耻辱柱。于体制内的前途无量,就是于历史法庭上的微末。于尘土中为大者,于天堂为小。中国的出路,未来和青史,都在体制外。
陈子明的人生路,于49之内的生存,是彻彻底底的民间之路。作为四五一代的最杰出人物之一,在五四运动后成为十大杰出青年,若走体制路,地位绝不下于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可是他一贯自绝于体制,也以自己的一生见证这么一个真理:49之内的被容纳被允许的事物,于青史无关,于中国无关,体制之外看起来虚无黑暗之处投注,才是生命意义之所以卓越突兀高耸所在。八九前他有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搞国家行政函授学院等,手上现金一个亿,已经极为显赫,八九运动亦筹划参与其中,其后坐牢十三年,从不穿囚衣。扪心自问,如果换是我,体制最高处如此贴近伸手可触,会不会如陈子明人生路如此选择?只是体制对我们关闭或者根本没关系,我们好像才轻易抵达了陈子明的境界。
作为49年秩序之内的知识分子,要跳出毛泽东与49年秩序五行的佛手之外,真是一件极为罕见的事情。当然还有一种不顾一切坚守自己的决然,守护著这种跳出五行外的灯火不灭是首要使命,而不想为了推动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妥协和解。为了得到虎子,深入虎穴,入得地狱方得解救,这里有好有坏,好处不用说了,坏处就是被严重污染了扭曲了堵住了目标,还觉得自己是可行的,别人不被污染是不可行的。就像八九一代89之后潜入体制内部,试图在内部改造体制,加入党改造党,看来全军覆没而且成了民主目标的“敌军”。
作为四五一代自觉之心,陈子明在《清明时节话“四五”:运动、联盟、共识》中,回应了我对四五一代的批评和挑战,他要求四五一代超越“四五”和当下萎靡不堪沉沦的状态,奋起政改。
我认为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四五一代能否做到,我们可以做壁上观,冷眼以待,就看他们的成就,听其言观其行。未来的可能性,并不一定掌握在人的手上,我们不要想绝对地把握历史,下赌好了,赌大赌小,这样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