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4日，汉口的《商报》发表文章说：“青年们，生在这个时代，我们自然有我们的主张，我们自然也应该有我们的判断。五卅惨案，大家都知道帝国主义的罪恶，他们一面不断的施以直接的屠杀，我们处在这样的形势之下，自然要争我们的独立和自由。在我们学生界，负有指导社会的责任，却不能用他的方法去指导社会，所以不得不用口头与文字之宣传去唤醒社会，以与帝国主义者抗。胡博士居然大言，指为(帝国主义)‘对我生财’‘抬头见喜’等事，鄙人实不识青天白日之下，竟有此等博士病狂！”
胡适一直主张文化输入，此时的国民党却要进行文化抵抗。不过，他们此时抵抗的只是西方文化，而不抵抗苏俄文化。随着苏联政治顾问、军事顾问和各种援助到达广州，中国大地上开始出现“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封建主义”的口号。在此之前，中国人没喊过这样的口号。后来人们把五四说成是“反帝反封建”的——其实，查阅五四时期的文件，根本看不到这样的词语，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概念，所以五四时代的大学生不会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也不会说自己“反封建”。这一切成为事实，都是在五四过去几年之后，国民党人根据苏联人的意志，在中国的土地上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胡适对此极不赞同。
胡适不认为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的威胁，更不把西方文化看作敌人。他坚持批判中国传统，坚持引进“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并且为所谓“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辩护。他列举中国人对女人与孩子的不人道，对西方传教士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我们从这种黑暗的迷梦里惊醒起来。我们焚香顶礼感谢基督教的传教士带来了一点点的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待小孩子是残忍的，不人道的，野蛮的。”
他提倡民族反省，对排外浪潮表示不满：“不要尽说是帝国主义害了我们。那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话！我们要睁开眼睛看看日本近六十年的历史。试想何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不住日本的发愤自强？何以不平等条约捆不住日本的自由发展？何以我们跌倒了便再也爬不起来？因为我们从不曾悔祸，从不曾彻底痛责自己，从不曾彻底认错。”
针对当时国民劣根性，胡适提出了国人面对的“五大仇敌”(亦称“五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注意，在这五大仇敌中，没有“帝国主义”，他的理由是“帝国主义不能侵害五鬼不入之国”。面对“贫穷源泉于帝国主义侵略”之说，胡适反问：“难道八十年前的中国真不贫穷吗？”面对“扰乱由于帝国主义操纵”之说，胡适又问：“张献忠、洪秀全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面对“帝国主义以鸦片亡我中国”的说法，胡适说：“鸦片固是外国进来，然吸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而今满田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他认为，把问题推到洋鬼子身上，是一种偷懒的办法，是自欺欺人。
在胡适认定的五大仇敌中，也没有“封建主义”，理由是“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因为他知道，如果中国有过封建社会的话，也早就被秦始皇摧毁了。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反封建的统治者。封建社会已不存在，说什么反封建呢？他说：“有一班人天天对我们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阶级。’又有一班人天天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势力。’我们孤陋寡闻的人，就不知道今日中国有些什么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我们研究这些高喊打倒封建势力的先生们的著作和言论，也寻不着一个明了清楚的指示。”既然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如此让人捉摸不定，那么，作为革命对象的“封建势力”是什么呢？
胡适说：“去年某省党部提出一个铲除封建势力的计划，里面所举的封建势力包括一切把持包办以及含有占有性的东西，故祠堂、同乡会、同学会都是封建势力。然而现代的把持包办最含有占有性的政党却不在内。所以我们直到今天还不明白究竟什么东西是封建势力。”
因此，对于反帝反封建的说法，胡适曾讽刺说：“好像捉妖的道士，先造出狐狸精、山魈、木怪等等名目，然后画符念咒用桃木宝剑去捉妖。妖怪是收进葫芦里去了，然而床上的病人仍旧在那儿呻吟痛苦。”
来源： 今晚报 2018年3月28日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