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艺术家怎么会堕落如此！
———答记者电话采访的综合摘要
沙叶新
托奥运之福，国务院发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令人惊喜地放松了在华外国记者的采访自由。新规定是从今年1 月1号开始生效，但是到奥运会后，也就是2008 年10月17号便“自动作废”了，这又让人丧气。因为这很滑稽，把新闻自由这么大的严肃问题，弄得好像是商店逢年过节的促销活动：在节日期间，打折优惠；节日过后，就概不认帐了。而且这个规定只对外国记者实行优惠，对国内记者概不二价。
于是各国记者乘此极为难得21 个月的松动之机，频频采访，好像蜜月之期的疯狂做爱，好像大减价中的拼命抢购。区区如我，至今为止，便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两次、《南华早报》电话采访两次、德国之声电话采访两次、自由亚洲电台电话采访两次、台湾中央电台电话一次、《亚洲周刊》电话采访一次、英国BBC 到我家来电视采访一次，此外还婉拒了北欧和澳洲两家媒体的电话采访。有些采访早已刊之于纸媒或播之于电台，国内的读者和听众大多并不知晓。
这些采访全都是突然袭击，我几乎毫无准备，可又要有问必答，我只得脱口而出，且无遮拦，职是之故，就难免有所讹错，需要更改。以前的采访内容已经不省记忆，最近的几次采访还记忆犹新。长假无事，整理出来，做些修正，以免传讹；并稍作增删，综合一起，摘要公布，以飨读者。
问：沙先生，您好，我是台北中央广播电台的，比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两个字，“人民”。
沙：少了好。大陆“人民”太多了。人民政府、人民政协、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银行、人民医院、人民旅社、人民饭店，连钞票也叫“人民”——“人民币”！台湾一些机构少有以“人民”为幌子，但很多路名多以“民”字打头，比如民众路、民智路，民国路。台北我去过三次，有民权路、民生路，民族路，独独没有民主路。以前台湾就是没有民主，这倒也诚实，没有就是没有。不像大陆，明明不是人民的，非要说是人民的。台湾的政党也多以“民”为招揽，如国民党、亲民党、新民党、民进党，无一不“民”，但这些政党是否真的为民，还很难说。中国的政党提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句句有“民”，极为动听，我相信也很诚恳，可惜这还只是为民作主，并非真正的民主。
问：最近我在香港的《动向》杂志上看到你的文章《三个女人向我推荐，我向全国男人推荐》，评论的是德国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影片奖的《窃听风暴》，据说这部影片在大陆禁演了，是吗？
沙：什么叫禁演？公开放映了，突然下令了，不准放了，这叫禁演。或者影片发行部门想购买这部片子，但没批准，不让进口，这叫禁演。可这部影片从来没在大陆公开放映，发行部门也从没打算进口，所禁何来？目前这部影片在中国大陆只有盗版的 DVD，我看的就是我那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三个女人”送我的盗版光碟。中国大陆虽然一直在打击盗版的音像制品，但据我所知，并没对《窃听风暴》专门打击，因此此片能够在大陆思想文化界广泛流传，几乎朋友见面第一句话就问：“看过《窃听风暴》了吗？”就好像问“吃过饭了吗？”可见流布之广，喜爱之甚。
问：这部片子台湾的知识界反响平平，在大陆为什么这样的风靡？
沙：一是因为这部影片在台湾公开放映的，在大陆是看盗版的。这和雪夜闭门读禁书一样，禁止吃的苹果总是甜的，越禁越要看。其实被禁的东西不一定十分完美，因为你禁止了，就反而立即变得十全十美，这种逆反心理势必造成禁品的广泛流行。这是禁止者始料不及的，极为头痛。二是影片中所反应的人权、法制、民主等问题在台湾已逐步解决，而在大陆这个问题依然具有现实的尖锐性，所以极易引起共鸣。如果此片在 30年前的台湾放映，让柏杨和李敖等等曾经坐过国民党牢狱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来看，反响一定和当今的大陆观众一样强烈。
问：影片中的主人公是东德国安部“斯塔西”的秘密警察魏斯乐，他负责窃听剧作家德瑞曼，但后来不但没有逮捕和伤害他的这个窃听对象，反而帮助了他逃脱厄运。影片放映后，东德的前档案馆的负责人说像魏斯乐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在东德没有一个。你怎么看？
沙：任何群体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哪怕“斯塔西”控制再严酷，我也相信一定会有魏斯乐这样的警察；不但前东德有，如今“后极权”也有，并且越来越多。因为“后极权”的“柏林墙”比当年前东德“柏林墙”越来越松垮、越来越动摇。觉悟的人也因此越来越多，暗中转向正义。同时，害怕日后遭到清算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人不会不明白世上既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不受惩罚的罪恶。以色列对纳粹逃逸凶犯数十年如一日的追捕、柬埔寨现政府对红色高棉恶魔领袖们以反人类罪的控告，以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些秘密警察头目的被问罪，无一不说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观念在中国民众中尤其根深蒂固。杭州岳坟前秦桧夫妻的石头跪像，是中国所有大奸大恶者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噩梦，半夜都能被惊吓得一身冷汗。我常说，真正恐惧的不是善良、正直的人们，而是那些各式各样的作恶者。但我非常希望能够化解仇恨，不希望以暴易暴；前提是：在正义裁判之前，必需要放下屠刀；正义裁判之后，必需要真诚悔悟。我已得知一些在那方面工作的朋友看了《窃听风暴》之后，也很震惊，心有所动，反思自己工作的意义究竟何在。这是好事，我很高兴。我非常感谢《窃听风暴》的编导贺克•唐纳斯马克先生，他真了不起！
问：您对他评价很高？
沙：当然。尤其和中国的编导相比，他更加了不起。贺克•唐纳斯马克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家的良心，他才会选取这样一个严肃的发人深思的题材，才会以五年的时间孜孜不倦地编写剧本，投入拍摄。他考虑的是责任和意义，而不是得奖和获利。中国的编导们呢？像苍蝇似叮着奥斯卡奖，不惜工本，大肆炒作，而且又有权力部门的全力支持。但他们拿什么影片来争夺奥斯卡奖呢？拿的是“满城黄金”，拿的是“倾国丰乳”，拿的是 “英雄”的“聊之极”，拿的是“夜宴”的“满汉全席”！如此低劣的影片就能“甲天下”了？就能冲进奥斯卡了？做梦！我们的一部影片竟然花了四亿人民币，而贺克•唐纳斯马克呢？他是小制作，却花了五年时间！我们花的是民脂民膏的大把金钱，人家花的是呕心沥血的漫长时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