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中国共产党——再谈中国民主化道路
赵常青
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
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对共产党进行新的历史定位?
说得再具体一点,我们究竟是应该继续把中国共产党当作必须加以推翻和消灭的敌人呢,还是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换思维方式,将中共当作一支在未来的中国社会可以继续存在、可以继续争取执政机会的合法政党来加以引导和培养?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是摆在每一位民主人士面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回顾当代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我发现许多从事民主活动的精英人士都是把中共当作一种必须加以推翻和消灭的政治异己力量来看待的,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跟当年的国家社会党在德国的统治一样,给人民带来的除了灾难还是灾难,因而这个政党及其建立的红色政权必须加以推翻和消灭。
的确,这个星球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存在,特别是如果没有共产党政权的存在,许多制度性的灾难便不会发生,更多的人民会过得更好。而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执政记录来看,57年的反右、58年的大跃进乃至于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就其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言,可能比列强入侵中国造成的后果还严重。比如说57年的反右派竟使得55万知识精英失去了二十多年的发展权;58年的大跃进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全国有40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所有死于战争的人数总计也不过1000万人,这就相当于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在中国一国发生了四次世界级大战,那么谁是制造战争的罪犯呢?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就更是一场浩劫了,它所造成的损失是根本无法量化、无法统计的。试想一下,除过沙俄、日本外,哪一个列强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过这样巨大的损失呢?
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执政记录来看,也发生了诸如摧毁民主墙、反所谓“精神污染”、反自由化以及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宗教人士、和法轮功人士这样阻碍国家进步的悲剧。特别是在89年6月4日,执政党更是以机枪、坦克制造了血淋淋的镇压民主和人民的事件——而所有这些不该发生的国家悲剧,不仅严重滞阻了中国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损害了人民的幸福和福利,而且有大批的中华儿女或流血死亡、或入狱受难、或流亡海外。如果单纯地从这个方面去考察,中国共产党不仅应该被解散,而且确实应该从中国这片土地上消失。也是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从事民主活动的人士怀有推翻中共统治的想法都是无可厚非、无可谴责的!
在2006年春天以前,我本人对中共也确实怀有这种敌对和仇视心理,正如西安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所引为罪证的、我曾经在2002年写给熊焱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句话一样:“我对中共的仇恨已有十三年了”,而实际上我的这种仇共心理前后持续了将近十七年。我是从1989年六四血案之后开始怀有这种仇共心理的,这种心理一直持续到2006年春天我在渭南监狱第四次被干部关入禁闭室。在这将近十七年的时间里,我从心理上一直盼望着中共政权的崩盘,盼望着中共的垮台,并从行动上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着,而且还因此而前后三次入狱。但是——
当时间进展到2006年春天时,在我的人生行程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我因拒绝队列训练而被怒气冲冲的政府干部关入冰冷的渭南监狱禁闭室!
其实,在2006年春天以前,我曾经因为一些类似的原因而被监狱方面关过三次禁闭,时间累计七个月。但在这前三次七个月的禁闭中,我除了忍受超常的苦难外,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和收获。但在第四次连续三个月的禁闭来临的时候,我蒙天主和基督的垂爱,在冥冥静坐中,不仅系统地回顾了前此三十七年的人生行程,不仅对民主墙时代以来二十八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史进行了系统的观照和反思,而且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也做了冷静的分析和系统性总结。通过这种分析和总结,我认为在如何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道路问题上我们应该做新的思考和尝试了——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我的答案如下:
一方面,我们确实应该重视执政党所犯的系列错误。从其历史阴暗面而言,中共在这个国家所制造的诸多历史悲剧早已成为不容争辩的事实,这种因为制度和体制缺陷所造成的悲剧今天仍在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大规模的腐败、不间断的反人权事件等)继续上演着。从这个意义上讲,执政党必须接受人民的审判和改造,必须承认这些历史的和现实的错误,并以对历史和未来负责、对后代儿女子孙负责的态度加以彻底反省和纠正。也正是从防止这些历史悲剧继续发生的角度讲,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将中国的民主事业进行到底,“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不仅是我们过去应该高扬的大旗,还应该是我们现在和未来所高扬的大旗,而且应该是我们永远高扬的伟大旗帜!
但是,另一方面,从我们民主阵营的角度而言,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不断变化甚至是不断前进中的政党。无论这种调整、变化和前进的步伐是多麽的缓慢和细小,我们都必须看到这种变化,尤其是我们必须看到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的某些改革和调整,以及因为这些改革和调整而给当代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我认为这种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基本解决了一个人口大国的温饱问题,这相对于饿死4000万人的大跃进时代而言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其二,八十年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及九十年代初到现在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为中国社会的经济繁荣提供了经济体制上的保证。
其三,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经济卷入世界经济竞争,从而提升中国经济的品位和质量争取到了一个新的国际经济条件。而构成中国经济的各要素也只有积极参与到国际经济的舞台上去,才能为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提供潜在的可能性。
其四,因为发展市场经济和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比较快速的得到了提升。到2007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先后超过法国、英国和德国的经济总量而进入世界第三位。而如果按购买力计算,中国连日本也超过了,进入世界第二位(当然巨大的贫富分化另当别论)。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竞争力也已上升到世界排名中的第十五位(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07年度统计)。
其五,新一代中共领袖人物也在积极施行一些有利于民生的“仁政”措施,如减免农业税、减免中小学生学杂费、在六所国立师范大学免除学费、推广医疗、社保体制改革等等,应该说这些措施是得民心的。
其六,从政治层面讲,执政党也在谨慎探索民主化改革道路,并局部地、小范围地进行着试点和试验。如党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