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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致胡锦涛、吴邦国公开信

时间:2007-11-29 00:00 作者: 来源: 本站 浏览: 我要评论 字号: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致胡锦涛、吴邦国公开信

————探讨“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  

   
尊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
二位领袖,您们好!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中共的十七大会议确立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本人就“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两个主要的方面,写此信与两位领袖探讨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可能性。 

   1949年以后,中共的历届领袖和各级领导,尽管犯过各种大大小小的错误,延误了中国各方面的发展,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中共的一切政令的初衷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的,对此我不持疑义。

   但是,在一党是否能治理好中国的问题上,我与贵党持不同政见。虽然,贵党和我盟以及其他各民主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但是“参政”和“执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两者的区别不只是位置的问题,而是一种源自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历史使命感,和源于对人民手中的选票的畏惧。这种对选票的畏惧和历史使命感,才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正保证。 

   以下就十八个方面,与两位领袖探讨“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 

一、什么才是社会主义? 

   全民福利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整个人类社会,在经济上就是一个从剩余价值垄断到剩余价值共享的一个过程。 

   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剩余价值被其中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垄断,在当今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剩余价值正在从垄断的一端走向均衡。北欧一些国家的这种趋向均衡的迹象特别明显。 

   彻底的、完全的均衡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大多数的剩余价值作为全民福利分给人民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以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全民福利。 

   马克思根据社会财富的所有制和剩余价值的分配情况,认为在经历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的两大特征,就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性极大发挥。 

   资本主义结束后,由于人们在物质生活和人性认知两个方面,都还没有完全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要求,于是必须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也应该是在物质和人性方面具有很明显的超越资本主义的特征。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分配方式是在兼顾公平的原则下的按劳分配,至少要达到“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 

   目前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按照马克思设想的路线逐步走向社会主义。他们在接受了多次经济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对反抗人民的镇压)之后,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开始把剩余价值的一部份以国家福利和“股份”的方式分配给了国民,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社会福利方面,要比目前的中国优越很多。另外,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财富上实行了相对公平的分配和保障,他们还把执政权利拿出来供社会各界群众进行竞选获得。尽管各党都有各自的利益追求,但是从他们的竞选中,获利的是人民。 

   这一切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性得到了发挥,其具体表现,就是在社会财富的获取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分配公平,在政治实施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竞选公平。 

   很显然,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财产私有、高福利和多党竞选。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三点上的全面完善和改进,使财产所有权更明晰、剩余价值更多地分配给人民、人民能组织人民的政党进行多党竞选。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才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目前,很多人无论是政治专业的,还是非政治专业的,一提到政治,他们立即联想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只是社会财富的管理方式而已,是经济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 

   而政治制度是指代表各人民群体的社会不同思想及其党派的“准入制度”。准许允许不同思想及其党派进入的政治制度才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下,人民有权选择不同的思想及其党派在一定期限内成为执政党。而专制政治,却只允许本党是执政党,其余一切政党只是参政议政党。  

   经济制度,分为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制度和专制制度下的经济制度。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制度,有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两种。专制制度下的经济制度,有奴隶主义经济和封建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就是在产权明晰和剩余价值更多地分配给人民的经济前提下,允许代表各阶层的人民组建各自的政党进行多党竞选而获得执政地位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民主无论目的还是方式,都是最最简单的人类行为——“选择”而已。“选择”是人类生活中最简单、最平常的事情。例如,我们为了生存下去,必须解决每日的饮食。我们在菜场购买食物,手里拿着钞票,眼里看着多种多样的蔬菜或肉品。经过一番比较之后,作出购买行为。这种“持币选择”的过程,难道不是民主的持票选择执政党的生活影像吗? 

   再例如,我们为了种族和家族的繁衍,我们必须谈婚论嫁。娶哪位姑娘,嫁哪位郎,这都是一种选择行为。还有我们考学,无论是入托、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考博、进博士后流动站,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选择。“选择”是我们每日最大量的行为方式。只要是人,那么我们就时刻在进行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任何人、任何群体的选择都是“趋利避祸”的。 

   执政党的优劣,将影响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人民对执政党的选择必然也是最慎重的。所以,民主除了政治范畴的意义外,其实也是我们最日常的一种生活方式。 

   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就像一个引擎,它用人民手里的选票产生出一个必须为民众服务的执政党。民主有一只看得见的手,一只最强有力的手,这就是“选票”。 

   选票,动态地均衡着各个阶层、政党、群体、道德、利益集团的关系,甚至约束着政治领袖的行事规范。 

三、两党政治(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民主理论不是西方的专利。 

   执政党和在野党竞选轮替的民主理论不是西方的专利,其理论基础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说。
现在有一种说法,两党理论是西方的东西,而中国一直是有中国国情的,不适用西方的两党政治。其言下之意,就是集权专制才符合中国国情,才是应该受到中国人民顶礼膜拜的唯一统治制度。 

   就统治而言,一党只沟通一部份公众,除了枪
炮外,又没有其余足够的渠道,这样最终的结果是,执政党沟通不了全部的公众,其他民主党派又由于是友党或投票举手党而没有实际存在意义,这样就造成了公众和执政党的诸多对立,中间许多公权沟通不起来,没有足够繁荣的利益沟通机制。 

   如果有执政党(规定年限执政),同时还有一个或多个等待被选举执政的在野党,就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两党轮流执政,最大程度提高了在野党的监督能力,最低限度降低了社会动荡,杜绝了以战争形式进行政权更迭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 

   虽然,这个美丽的计划是由西方人最先实施起来的,但是,这个美丽的计划却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理论奠基的。有阳有阴、“阴阳交相胜”、阴阳才能达到均衡。所以,一切只有执政党(阳)而没有在野党(阴)的情况,就是只有“阳”的国度、就是不合“阴阳”之道的国家。 

   可惜的是,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伟大的思想,立即被强大的专制集权界定为异端思想。历朝历代,中国只有执政党,没有在野党。从此,政权更迭只有靠武装颠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现在,我们不能因为“千百年来秦政而已”,就认为两党(阴阳)思想是外来的、西方的思想。我们更不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理论在西方生根发芽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就拒绝认为两党民主思想奠基于我们中国。 

   因此,两党理论不仅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它属于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遗产。 

四、两党政治是社会和谐的最有效途径 

   社会和谐的根本标志就是社会各阶级的意见能充分交流,最后以投票的方式决定谁向谁妥协。如落败的一方有意见,那么就必须重新调整方案,争取新一轮的多数票。 

   研究社会和谐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的条件,必须把重点放在分岐和共识的根源上。必须认识到,冲突与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而且必须保持平衡的。但是这种平衡,不是靠单方面的宣布,或一方对另一方在言论和身体上的杀戮来实现的。 

   一个国家社会里,无论执政者怎么努力,都是无法消除一切的不公正现象的。各种分歧每日都在产生,其最终形态其实就是人民的满意程度与执政者施政能力之间的矛盾。 

   于是,就有一些在野的知识份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民声音的代言人。专制国家,是不允许他们出现的,于是就有杀戮,于是就叫专制主义。民主国家里,他们组成的集团就是在野党。在野党和执政党,从一开始的任务就是力争代言大多数的民众,这样就能在下一轮竞选中获得多数票,其年限是连选连任不得超过8年。 

   稳定的社会要求冲突或分岐的具体化,以致出现围绕统治地位的斗争、对执政党的挑战和执政党的更替,但是,如果没有共识,即没有一种允许对政权进行和平“博弈”,允许“在野党”批评“执政党”的决策,允许“执政党”承认“在野党”的权利的政治系统,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 

   威权主义国家由于只有一个权力中心——执政党,而没有其他的团体足以与之抗衡;由于限制民众组党、限制民众办报,所以民众的利益就无法避免遭受来自单方面的损害。 

   这样的政治单方面掩耳盗铃式的宣称的社会和谐,不仅是令人绝望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 

五、只有当人民手里真正握有选票的时候,执政党才可能是真正的公仆 

   公仆意识的获得不是因为政客们的思想觉悟高。古罗马的人民都知道一个道理,其实政客们争相为人民服务的原因,不是他们的良心发现,而是政客们想要人民手里的选票。 

   古罗马是一个共和国,他们在中国的孔子时代就发明出了民主的政治体制了。共和国国民每人手上都有选票。人民有选票,就会有想参政的富人来求你将选票投与他,他就得为穷人办事,办实事,办得穷人心花都怒放了,选票就给你了,你就可以拿着穷人选票,做执政官,施展你的政治抱负。人民有选票,那些还想继续做政客的政客们就必须在任期间认真做公仆。否则,人民的选票就不会继续投给他。这就是古罗马的伟大! 

   什么人愿意为人民办事情,做人民的公仆?人类历史上只有两类人在为穷人办事,甘心做人民的公仆:

   一是宗教教徒,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救苦救难,通过救助贫困者,扩大信仰者,实现自己对神的承诺或获得心灵的提升。例如:佛教的普度众生,基督教的荣神益人。 

   二是需要选票的政治家和他们的政党以及以他们的政党为执政党的政府,他们通过为广大穷人办事,获得选民们的支持,以赢取选票,为自己参政和行政开道。 

   来自宗教的福祉并不能彻底解决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事务,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是行政组织。

   但是,这些行政组织为什么会为人民服务?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仅仅依赖伟大的思想觉悟是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的。 

   公仆意识到底与谁有关?公仆意识到底与什么有关?答案只有一个,公仆意识与人民手里的选票有关。如果人民手里没有选票,或选票无能,那么执政官就不会是一个公仆,而一定是一个皇帝或一方诸侯。

   没有民主体制,人民手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票,无论行政的优劣都始终是唯一的执政党,这就是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六、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改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 

   我多年研究1949年后的中国政体,发现不只是我一个人对这个政体不满意,在我之前的,以及在我身边的许多人也都不满意。如果仅仅是不满意,还不算什么,更严重的是,这个政体的很多创建者,后来既是这个政体的守护者和责任者,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 

   每当我看到这个政体下的受害者的史实,其受害范围从黎民百姓到国家主席,我就在想,我们国家的政体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和法制。而这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 

   解决的方法其实是存在的,只是执政党怕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保而不愿意采用罢了。这个办法就是向美国宪法学习。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也得靠这个东西。 

   向美国学习,应该理直气壮。比美国差,就应该承认我们的不足,特别是在民主宪政方面。回顾一百年来,对中国欺负最少的大国就是美国了。退回庚子赔款,让中国人到美国留学不说,八年抗战,美国的援助比苏联援助多得多!抗美援朝与美国打仗,是金日成和斯大林加给中国的。美国是第一强国,中国的发展和统一都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与发展也离不开美国。 

   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向美国的宪政学习,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建成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梦想,也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 

七、中国的领导人还是得靠人民来选,不能再靠枪杆子和小圈子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制国家,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战争来实现朝代的更迭的,这是所有封建王朝的本质特点。任何一个王朝,哪怕再不会治理国家,都不愿意把江山拱手让人。于是代表新思想的力量只能通过武装力量来获取政权,实现朝代的更迭。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的家天下。孙中山在革命成功后,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走的三政革命路线。 

   北阀战争后,结束军政统治,百废待兴,国民党按部就班地实行“训政”。然而,就在一切欣欣向荣的时候,日本入侵中国,打掉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国民党被迫重新实行“军政”,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二战结束后,国民党立即从“军政”转向“训政”。而此时的共产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民主党,纷纷要求国民党实现“宪政”,即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先是同意“宪政”,后又认为 “宪政”条件并不成熟。于是中日战争后,开始了内战。最后,共产党取得胜利。 

   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没有人提到“宪政”的问题。1957年,民盟中央的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等领袖曾在共产党“党政”八年之际要求实行“宪政”,结果却被共产党打成“右派”,更多的民主人士被送入牢狱,迫害致死。从此,民主党派噤若寒蝉,“宪政”无人敢提。

   当然,枪杆子和小圈子,有其历史的原因,但是,21世纪的中国,显然不能再继续这种家天下和党天下的专制制度了。今后,中国再也不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了,也不能靠枪杆子维持政权。执政党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维持生活的,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得代表民意和服从民意。 

   古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应该靠实事求是的本领,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接受人民的选择,来维持和完善政权。 

八、民主制,作为人类最文明的科学管理体制才真正是三个代表 

   当前,困扰中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提到民主制度,马上人们就把她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其实,民主制是人类最文明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无论对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来说,民主制度都是人类生活的最好的管理体系。 

   首先,我们来看看生产力方面,民主制会选择最有效的生产方式,使用最有效的生产工具,促进最环保的生态环境。任何专制在生产力面前都无法实行如此美妙的技术控制。没有民主和法制做保证的市场经济是根本无法维持下去的,只会是黑幕与腐败的温床。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 

   其次,在文化方面,民主制必然选择人民最喜爱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一切反人类的文化,都会遭到唾弃。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先进的文化。 

   第三,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民主制可以在多党里实行筛选,选择能让人民的利益最大化的政党来为人民执政。如果不合适,人民也有权罢免执政党的执政权力,重新选择更好的政党来为人民执政。

   民主制还可以消除人民对执政者的情绪化思维。目前在中国到处弥漫着一种人民对执政党不满而无法改变的情绪化思维。国家领导人和议员,如不代表人民说话,人民就不选你。人民手里的选票一定是投给那些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及其领袖的。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 

   民主制,不是革命口号,而是人类社会的最伟大的实践活动。民主制,代表着最优秀生产力,民主制也代表着最先进文化,民主制更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九、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我认为应是“改革开放加民主政体”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目前只实现了一个半。实现的一个是“民族”,实现了半个的是“民生”,还有一个还没有实现
的是“民权”。民生问题,其实就是经济问题,而民权问题,其实就是政治问题。 

   孙先生时代的“民族”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靠的是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诸多针对满清的武装革命。当前中国,解决“民生”问题,靠的是改革开放。虽然民生问题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毕竟我们现在的人民生活要比以前好了,路上也没有随处可见的饿死冻死的黎民百姓了。说“民生”只解决了一半,是因为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巨大的,例如,贫富分化过于悬殊。一部份利用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先富起来的人,根本不想带动人民共同富裕。人民的生活本该更好些的,但是,由于大量的财富被先富者攫取和霸占,随着厂房、医院、学校、银行被大量出售,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不再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了。但是,人民的民主意识提高了。 

   现在,中国人民有了一种普遍的觉醒的认识,即对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与不公平、对理想变成荒唐、幸福变成痛苦的日益觉醒的认识,这种觉醒的认识,标志着“民权”时代即将到来。 

   经济和政治,是社会的两大最基本元素。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这种服务不只是促进经济的发展,也还行使了控制经济发展的道德方向的权力。在经济和政治的两者关系上,当代中国,存在着三种思维的差别。 

   一是以“经政皆左”思想,他们提出经济上使用“鸟笼”经济,反对改革开放,政治上他们主张回到高压专制时代。 

   二是以“经右政左”思想,他们认为经济上应该坚持改革开放,但是政治上主张“温和的专制”,即不打击民主思想,但是捍卫一党专政。 

   在这里,我要提出我的“改革开放加民主政体”的思想。我认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中国能快速追上世界发展潮流的基本前提。同时,在政治上,我主张人民有权根据各自的管理思想组建政党,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并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第一种思想无视当代世界的民主潮流。第二种思想无视“大跃进”、“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们还忽视了在单一政治的高压下,最自由的经济体制都是难有所作为的基本事实。 

   而我的看法是,凡是既搞市场经济又搞民主政治的国家都会繁荣富强、社会稳定,例如英美法德意日。凡是既实行市场经济又搞专制的国家,都走向失败,成为腐败的市场经济,引发社会矛盾动荡不安,拉美、印尼、中国均如此。 

   所以,必须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加民主政体”的思想。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与改制的赛跑,不改成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革命就会爆发。清朝末年,革命骤起,虽然有戊戌变法,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被革命一举摧毁。如今中国在政治上并没有进行任何导向多党竞选民主政治的改革,革命是在所难免的。 

十、权力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多党竞选才能保证这样的制衡

   如果严格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行事,人民将比现在幸福很多。但是,看看中国法律的实际执行情况,恐怕我们无法乐观。其实,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缺乏权力制衡。一党执政,恰恰就是取消了权力制衡。 

   “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权力必须要制衡,否则就不存在民主。任何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异化成人民的敌人。政党也是如此,一党执政,而没有在野党,这个执政党就不会受到制约的。两个以上的政党进行竞选才能互相监督、相互制衡。 

   制衡才能遏制权力的滥用。在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时代,政党的利益驱动就是为了获得执政权,执政党必须认真履行自己的竞选承诺,一心为民服务,争取连选连任,在野党千方百计地寻找执政党的错误和漏洞,在公开攻辩执政党的同时,修整自己的竞选纲领,寻求在下一轮竞选中胜出。制衡就这样产生了。任何一个政党执政时间久了,都会犯错,多党竞选、政党轮替才是人民的福祉。

   人民总是要选择对人民最有利的政党来执政。那些认为人民还没有素质搞民主的人,其实是把人民当白痴了。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人来为自己服务,这是生活常识,并不需要多少文化素质。 

   一党专政即使是天使也会走向邪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执政时代,由于他不受到任何制衡,发动了一系列的整人运动,这些运动造成了中国史上最大的伤亡,从“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到“文革”,在其掌权的几十年中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和质疑。结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由此可见,没有制衡的权力是多么的可怕,而且没有制衡的权力除了开始的三、四年,其后的时期一定是破坏性的,这样的例证不仅在中国,在世界的任何国家都会发生,如前苏联、北韩、古巴、前伊拉克等。 

   制衡除了强化立法、司法对执政者的权力外,还必须要建立舆论的监督权,历史上很多残害人民的暴君都是被舆论打倒的,可见舆论的独立作用是多么重要。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了言论自由,中国人民应该可以援引这一原则成立民办的报纸、电台、电视台。 

十一、兑现半个世纪前的民主承诺,建立多党竞选的民主中国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其终极目标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性极大发挥。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这两个目标里,前者是经济,后者是民主。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两个目标不是一般指标性的目标,而是“两个极大”。从极限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说某目标是极大,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永远在路上。 

   例如,《大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其中的“至善”,就是一个极限,于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就在一条不断向善的路上。 

   如何才能使得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的人性在通向“两个极大”的路上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这是我们任何一个对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有使命感的人要充分思考的大课题。 

   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到当代欧美的多党民主竞选,在人类的这些千百年来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追求中,我们看到了不同执政观念的人民组党,然后进行多党民主竞选,是人类历史的主流。只有实施多党民主竞选的国家,人民才能在多党民主竞选中,获得最大的物质和人性收获。 

   人类的生活,也就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这“两个极大”在此三方面的运用为: 

   经济上实行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让人人都有生活保障,这样才能使得大家都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在政治上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让各类对国家对民族自认为是最大效力的政治观点能得到人民的选择,这样才能使得人民从各类观点的竞选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在文化上实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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